省政协吕日周副主席在山西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2005年年会上的讲话

今天来参加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年会，很高兴和这么多的企业家见面。类似促进会这样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山西不是很多，但竞争十分激烈。咱们促进会在2005年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社会上逐渐站稳了脚跟，这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光收会费，不像去年那样努力工作，不去解决尖锐的实际工作问题，这样的中介组织不会有生命力。在新的一年，要继续发扬去年的精神，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干好。   
我们的工作与刚刚听了于幼军省长的报告精神相符，他在报告中讲到：要站起身来当伞，为百姓遮风挡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鞠躬尽瘁。他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要让每一个领导干部站起身来当伞，就是要敢于吃亏，敢惹人；弯下腰当牛，就是要有吃苦精神。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解决山西省的一系列尖锐矛盾和问题，把政府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我所以对这两句话非常感兴趣，还有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体制性的问题。这种体制性的问题光用体制内的办法能不能解决呢？有的能解决，有的解决不了。如果都能用体制内的办法解决，哪为什么党中央还叫我们改革、开放和敢闯敢冒呢？为什么现在还提出来自主创新呢？就是因为体制内的办法解决不了体制内的问题。因此，还要把体制外的办法和体制内的办法结合起来，才能解决我们遇到的尖锐的问题。那么体制内什么办法呢？主要是艰苦奋斗和联系群众的方法。我们共产党员，能不能吃得了苦？你要为企业服务，你得吃苦，你不吃苦怎么能行啊？我记得姚大云同志支持阳泉市的一个企业搞股份制改吃了不少苦，从早到晚研究、论证、讨论、收集第一手资料，调查情况，拿出了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律意见书。没有吃苦精神，干不成事。光这样做就能解决问题吗？也不全行。还要有自主创新和改革发展的新思想。这种就更难了。为什么？你用创新的办法解决问题，问题能解决。但是创新的办法没有法律依据，甚至没有上级的支持，上级的支持可能是滞后的。你敢不敢干？这就是一种敢闯敢干的精神。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现在，对共产党人先进性工作的要求更高了。当年焦裕禄艰苦奋斗就是好干部。后来，如果光是焦裕禄的做法能行吗？就是光艰苦奋斗，不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改造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体制行吗？就是不解决老百姓的分地的问题能行吗？不行。现在对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高了，不光是艰苦奋斗，更主要是大胆地敢想、敢闯、敢干，解决一些体制内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现实生活中的群众材夜思问题，你光用传统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吗？绝对解决不了。你必须用其他的创新的方法才能解决。这类事情是相当多的，所以，我觉得于省长的这两句话就是让我们把这两种精神（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统一起来，让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于幼军省长这样讲的，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多次会上批评一些不良的现象，是很具体的。比如说在某一地方发生了斗殴打群架，甚至打死人无人过问。于省长拍案而起，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里出了这种问题不解决？我觉得这就是遮风挡雨，如果说我们共产党员口口声声的讲为人民服务，而看到那些人打群架，甚至打死人无人过问，绕路而去，这不叫共产党员。我就觉得这种为老百姓遮风挡雨的精神是适应于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工作。我们有这种精神就会有无数的工作去干。现在不是没事干，而是好多事没人干，好多人没事干。这样，我们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有无数的事情可干。你们甚至会比政府还忙。什么是忙？什么是闲？有人说了，掌了大权的人就忙，不掌实权的人就闲。其实，不做事的掌权人是瞎忙，是无用功，甚至还有害。真做事的普通人是真忙，忙的有意义。忙与闲是相对的，只有闲人，没有闲职。你说那个位置是闲的位置，那个位置是忙的位置，我说忙人无闲职，闲人无忙职。他要是个闲人，不愿意干事情，什么事情都会耽误。我觉得这个指导思想和精神很重要，大家好好把握省长的讲话精神，研究我们促进会的工作宗旨，总结我们去年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好精神，我们一定会在新的一年里做出新的成绩来。更何况我们省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大家看一看张书记和于省长的报告就会明白这一点。我今天来不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只是点一点。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山西的政府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走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煤炭政府。主要是抓挖煤，那是在十二大召开的前后，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外省抓了很多重大的项目，山西落后了，我们没有抓。接着第二阶段，政府又超前发展了一步，或者说是补前一阶段来抓的，由煤炭政府发展成重点工程政府。抓了引黄、修路、发电，当然还有挖煤，挖煤当然也要延续下来。在搞重点工程的过程中，其他的省通过创造环境，大量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当年山东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到胶东半岛看一看，那里的地就不完全是庄稼，三分之一是菜，三分之一是果子，三分之一是粮食。而我们山西省到处都是粮食，这就是浪费，我们落后了。到第三阶段1999年以后，我们山西的重点工程政府发展为调产政府。调产是非常重要的。当省委省政府做出了调产决定以后，我本人欣喜若狂，觉得山西确实抓到要害地方。但是我有一个观点：要致富必须调产，要调产，政府必须创造环境，要创造环境，干部必须转变作风，要干部转变作风，就必须开展“三讲”，进行“三个代表”的教育，进行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给干部上党课，提高大家的觉悟，解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个一连串的问题，你单抓一项是不行的。光抓调产行不行？不行。调产的主体是企业家，是人民群众，是社会，而不是政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但表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服务等方面，而不是直接的抓些数字开表达的几个调产。如果把政府作为调产的主体，那又重复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这个认识在山西最重要。政府究竟是干什么的？按照中央的精神，很清楚。政府在经济领域内是抓宏观调控的，在社会生活中是市场监管，是公共服务，是建设老百姓最需要的公共产品。政府应当是以公共投资为主体的公共服务政府，而不是以调产为主体的调产政府。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认识，是一个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和不保持一致的问题。因为十六届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已说的很明了。政府的投资投到哪里去？要投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医院、学校、环境、城市建设等公共设施这些方面，而不能拿出大量的钱来投资企业，在座的企业家也很多，大家一说什么就向政府要钱。这个事不怨企业，真要怨只能怨政府的错误导向。我们的这种思路应该得到彻底的纠正。
    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出现了一个投资黑洞，对教育、对城市建设、对环境保护，对于我们人民最需要土圈、水圈、空气圈这些投资远远不足，使我们这里留不下人才，大量人才外流。如果没有人才，那么山西就别想在与其他省份竞争当中能走到前列。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这次于幼军省长的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讲了投资问题，讲了投资要投到哪里去？那就是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要送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当然我觉得这种从思想上的转变真正做到本质上的转变，也得十来八年的时间，不是说一个会议就全部做了。但是我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政府从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即以调产为主体的方向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政府，我欣喜地看到了这么一种好的转变趋势。我这样说不是否认那一届政府，我这样说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世界就是要发展的，你这一届有这个成绩，还有那个毛病，下一届把你的这个成绩发展了，把那个毛病克服了，那么社会就进步了嘛。但是，咱们一些不良的风气造成了谁都不愿意说毛病，谁也愿意说成绩，这就把毛病掩盖了，毛病揭露的不充分、不清晰，工作的力度就不大。当然，我说的这个话是我们内部说的，新闻界不要宣传我这个观点。
    另外，我觉得山西政府发展的四个阶段也是中央对山西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的过程。中央的认识不断的深化，对山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山西的干部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央早已认识到山西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导向有毛病。胡锦涛同志就说山西要用好干部，抓好经济。如果干部用好了，还要胡锦涛同志说吗?就因为他感到用干部上还有些毛病，所以说叫用好干部。那么用好干部首先是中央要给山西配好干部，中央把省委省政府配好了，下面的干部自然就好用了。所以我说中央对山西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一开始中央和山西省政府认识一样，山西搞煤炭，中央就给派煤炭领导。来一个搞煤炭的，来一个又是搞煤炭的。这个我不用具体说，一说大家也就清楚。就是说山西需要煤，中央需要煤，所以给山西配一个煤炭领导当书记或者当省长。按这样的认识，我当时就想，给西藏派一个什么干部？应该派一个会养牦牛的干部。因为那里主要是养牦牛，它那里没有其他的可干。给海南岛派个什么干部？那就派个打鱼的干部。按照这种思路就一定是这样的。湖南要派个什么干部，派个种稻子的干部。稻子专家，曾经种过稻子，现在又成了稻子专家，然后再当省长，按照山西的思路就应当是这样的，就应当推出这种道理来。那内蒙古就要一个放牛的。这种思路肯定是有缺憾的。后来中央就不这样派干部了。不搞煤炭的人也让他到山西当领导，后来不是派了几位不搞煤的同志到山西当领导了吗？但是，可能是南方人不愿意来，还是山西不欢迎南方人来，就都派北方的人来。而且都是从比山西落后的地方来的。你看新疆、内蒙、青海、东北这些比较艰苦一点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同志可能愿意到山西来，中央可能好派干部。反正当时是这样的。但是山西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的干部。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央认识还没有到位。如果那个时候到了位，干脆一下子从东南沿海、从深圳等这些最解放思想的地方派来领导人就行了。可是，当时没能这样做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随着我们调产的深入发展，觉得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端正山西的思路，解决山西的公共服务的问题，给老百姓带来利益。这时候从南方派来了领导人。从南方调来的领导人来了以后，我的感觉是他们的做法、他们的行动，使我深受感触。我这个人不随便说人好话，我认为不好就是不好，我认为好就是好。我就觉得解放思想，有新的思路是山西最缺的一味药，山西最缺有这个因素的领导人。
今年的两会召开了，我们大家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要众人拾柴火焰高，把党的事情做好，为山西人民做出贡献。具体地我觉得大家要抓案例，继续地动态地和更多地进行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在全省范围内抓上十几到二十个案例。比如说姚大云同志抓得阳泉市平定县这样的案例还可以继续抓。把这样的案例继续追踪下去，究竟谁是谁非，山西的一些领导人遇到是非问题就说不好协调、不好表态。只要是有不同意见就不表态，这是山西一大不应有的特色。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你有没有是非观念？你领导的水平在哪里？水平就在于敢于拍板，支持对的，否定错的。你不能遇到是非就不表态，这个事情究竟是怎样，你表态啊。他说：那我怎么能表态呢？张三说东，李四说西，那我说什么呢？不表态。政府里面的这种仕途上的错误行为一时也难改，这就需要我们民间的组织，中介组织来补充，弄出个是非来。如果说民间组织有存在的需要，也就是仕途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能解决。他们为什么不表态，他有了官帽子，他害怕丢了这个官帽子，这个官帽子太好了。那民间组织丢掉的是什么？丢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财富。中介组织没有什么可丢的，我能丢什么？你说姚大云同志做了这些工作能丢什么？要跟踪调查、动态调查，把山西的一些对中小企业最尖锐的矛盾抓到手上，依据法律、法规明辨是非，还企业一个公道。
我建议你们企业家评价政府，开展一些企业家评价政府的活动。现在说政府好不好，说各级领导人好不好，不是上面各级领导、各级政府单方面的渠道说你好你就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今后，要由中介机构组织企业家、老百姓来评论你，来做出评判，老百姓的评价、企业家的评价和政府的评价体系相结合，最后才能得出你究竟好还是不好的结论。
    我明天要去北京参加一个民评政府的活动，在全国各地报了许多地方政府，我也是评委之一，来评价这个政府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个组织对我说既是民间组织又可能有高层意图，根据中央自主创新的号召，这样也符合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精神，大家起来评有些遇到的问题不表态，自己怕自己出事而不给老百姓做事、自己怕自己费事而不给老百姓做事、自己怕自己惹事而不给老百姓做事的政府和领导人。有一个县委书记就跟我说，我干工作就是三条：第一不误事，第二不出事，第三不做事。这种人能当好县委书记吗？肯定当不好。实际当中你不做事必然误事，不做事必然出事。所以我建议你们在适当的时候，也是明年或是后年，组织企业来评论政府。现在全国都有一些评价政府的硬性的规定，就我现在了解的政府好与不好有80多条具体的标准，十个方面，每个方面有八条，这是目前研究的成果。所以，我们就这样显示出民间组织的力量来和政府力量配合起来，纠正政府的一些不良行为。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府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支持我们做了大量大工作，这个很好。但是政府的职能转变确实是需要下很大的力气。这是体制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政府刚开始成立的设计就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现在要变成为市场经济服务，那就整个是要大变的，整个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是要大变的。山西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四个问题。一是政府如何花钱？政府职能如何转变？二是党委如何用人？如何转变干部作风？三是人大如何执法？如何使人民有一个法律公正的空间，而不是像下面了解的好多案例一样，法律不起作用，老百姓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甚至于法院判了也执行不了。如果法律不公正，老百姓必然要憋死，没有一个公正的空间，就好像我们自然人没有空气一样，他在政治生活中就会憋死。四是政协的工作，政协就是靠民主，解决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对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进行评判的问题。党委就是人的问题，政府就是钱的问题，人大就是法的问题，政协就是一个德的问题，评判人道德品质好坏的问题。评判人道德品质好不好就是民评，就是民主监督，应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咱们之间，政协与促进会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代表民意，反映民情，参政议政。我最后表个态，只要你们促进会需要我的时候，我是随叫随到。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