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朱子学研究主导方向

二十一世纪朱子学研究主导方向

       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  丘山石

自朱熹学说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对朱熹学说，包括以他为主的理学思想体系，进行序定或阐发的所谓朱子学研究活动。悠悠八百多年来，无论是对其进行文本的诠释，还是对以朱熹为主的整个理学思想精髓的弘扬，二者都可谓洋洋大观。但逮至而今，朱子学研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如何实现其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转生，已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而文化精神的转生，即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接轨,并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之中，使之为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朱熹学说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已经消失。其中具体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蕴藏在这一思想宝库中的文化精神，对现代社会文明进步，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因而，把朱熹学说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与中国现实国情及未来发展趋势相结合，将会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一项重大使命。

一

虽然我们现在与朱熹所处的时代，在社会形态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今天同样也面临着各种冲突和挑战。那么，这些冲突和挑战会来自哪些方面呢？笔者以为，它将来自伦理价值观、外来异体文明、思想意识形态等三个方面：

    其一，朱熹所处的时代，由于自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以来，长期的战乱和分裂，致使伦常破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茫。其间北宋虽有短暂的安宁，但旋即被西夏与辽的入侵所打破。特别是金兵入侵，宋室南渡，以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以便能够更早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接受了时代的挑战，担当起了重新整顿伦理纲常、道德规范，以及重建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重任。而我们今天虽然处在太平盛世，但由于以往长期的社会动乱，造成道德伦理普遍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们理想价值观在商品经济面前严重失衡，以至许多人产生精神迷幻感，并因此走上了邪恶的道路。这种情况下，如何挖掘朱熹理学这一传统思想宝库中有益于整顿社会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体系的思想理论，也是我们现在与将来所要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

    其二，朱熹所处的时代，举国上下王公士庶佞佛礼佛成风。佛教自东汉明帝时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许多激烈的冲突。佛教那种消极否弃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思想理论，导致了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儒家思想体系分崩离析，出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又一次“礼崩乐坏”的局面。对此，如何重建儒家思想体系是摆在朱熹面前的又一重任。由于佛教思辨哲学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精致，同时，它在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思想进行融合过程中，已使其理论体系更为严密，且渐趋本土化，大有在中土扎根生长之势，这就为朱熹掊击佛老，接续圣人道统，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对此朱熹并没有采取极端主义者那种“人其人，火其书”盲目排外的方法，而是出入佛老，游思空无，对其理论体系中的形上哲学、致思方法加以改造与发挥，并融入儒家思想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体系。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为我们学习先进外来积极文化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腐朽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乘隙而入，一些腐朽的生活方式、拜金主义，以及各种阻碍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反动思想潮流沉渣泛起。在这股玉石混杂，泥沙俱下的思想潮流中，有些人积极地探索，勇猛地奋进；而有些人却被拜金主义所迷惑，导致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伦理道德思想在他们心目中开始动摇，人生价值观和世界观逐渐蜕变，甚至走上了反进步、反人民的道路。对此，我们在研究朱子学的同时，借鉴和阐发朱熹如何辨证地对待异体文化冲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来迎接当今及未来所面临的各种异体文化思想的冲突和挑战，仍是有其积极的意义。

    其三，朱熹所处的南宋社会，许多自然科学技术已经得到了发展，封建社会经济也出现繁荣的景象。在小农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城镇商品市场经济开始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时候，以泉州刺桐港和漳州月港等为口岸的对外商业贸易也空前活跃和频繁。因而，随着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也伴随着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型。商品经济社会里产生的各种大胆解放的思想意识，导致人们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传统经学研究“疏不破注”的治学原则，到那时已经逐渐被否弃。传统探求未知领域的致知方法和原则也面临着进一步科学化。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朱熹不仅打破“疏不破注”的思想禁锢，还实行他的经传相分、舍传求经、探求本义的新的治学方法，大胆疑经、改经，向各种传统学术权威挑战，不因循守旧，更不墨守师说，表现出极大的思想性和灵活性。同时，他还根据其“理一分殊”的形上哲学思想体系而提出了格物穷理的致知方法和原则，体现出很大的科学性。

    我们正处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虽然传统思想意识已经逐步得到解放，但原有的各种思想惰性仍然没有铲除，各种人为或非人为的理论禁区仍然没有解放，各种守旧的和僵化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法仍然没有被更新。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样也应该大胆“疑经”、“改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进一步格物穷理，科学求实，迎接当今及未来思想意识形态不断更新的各种冲突和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二

    面对新的价值理想领域和各种异体文化思潮冲击，以及新形势下思想意识形态必须不断更新的时代要求和挑战，我们在研究朱子学这一传统思想宝库的同时，如何弘扬朱熹理学思想体系所焕发出的许多积极的内在文化精神，并使之在现代思想文化中转生，是我们二十一世纪所有朱子学研究领域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这，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朱熹的民族文化主体精神，综罗百代的兼容心态和开放精神，科学求实精神，求知探索精神，讲求伦理道德的教育思想和精神等五个方面加以阐发与弘扬：

    1、弘扬朱熹以儒融释的民族文化主体精神。我们今天与朱熹所处的时代一样，也面临着各种异体文化汹涌而来，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分崩离析的景况。朱熹当时没有被来势凶猛的佛教思想浪潮所吞噬，成为释迦牟尼莲花座下虔诚的信徒，而是本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以天地为己心，毅然担当了对儒家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进行重构的重任。为了接续圣学道统，完成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重新构造，他努力摆脱了“灵灵昭昭底禅”的诱惑，皈依孔颜名教，并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开始了对佛教等异体文化进行掊击的漫长历程。但他并不是一味地盲目排外，而是对其富有逻辑辩证性的形上哲学思辨方法批判地进行吸取。佛教华严宗“月印万川”的禅理，即被朱熹引进以便完成其理学思想体系“理一分殊”的形上架构。同样地，我们也要以传统民族文化为主体，批判地吸取和对待外来的各种异体文化，否弃那种“言必称希腊”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那种数典忘祖，贬损民族传统文化的败家子行为，无异于对祖宗的背弃，对祖国的背叛。我们今天在各种异体文化面前，只有继承和发扬朱熹那种以儒融释的民族文化主体精神，始终坚持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有批判地吸取他人的思想文化营养，才能使整个民族思想文化得到更加丰富和发展。

    2、弘扬朱熹出入佛老、综罗百代的兼容心态和开放精神。我们今天不仅是处在改革开放，各种外来思想汹涌而至洋为中用的时代，同时也是大胆解放思想古为今用的时代。这种情势下，我们就必须象朱熹打破学术派别门户之见，出入佛老、游思空无、综罗百代、融合三教那样，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各种外来思想文化和传统思想文化，兼容并蓄，有批判地予以吸收。朱熹也正是由于他具有开阔的心胸，兼取儒、释、道之长，为我所用，特别是对佛老思想中有积极思想意义的理论学说、致思方法、逻辑思辨方式，如宇宙生成论和辩证法等，都无不有批判地予以吸取，表现出极大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因而也成就了他博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我们同样只有进一步开阔自己的胸襟，才能更加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文化，重振中华民族文化曾经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所焕发出的雄风，体现其恢弘的气度。

    3、弘扬朱熹大胆疑经破注的科学求实精神。众所周知，大胆疑经破注，解放思想是朱熹经学思想的主导精神。对于儒家世世相守的圣典《易经》，朱熹则认为“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对于《诗经》，他认为“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诗经传序》·朱熹)，而“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同上)。朱熹甚至还公开指出《诗经》中也有男女淫奔之诗，他说：“郑、卫诗多是淫奔之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诱之语。”(《朱子语类》卷八十)所谓诗三百篇，不过是圣人从中“取其善者以为法，存其恶者以为戒”(《朱子文集》卷三十四《答吕祖谦书》)而已。而对于《礼》学，朱熹也多与前人以《礼记》为经之说相左。他认为《礼记》只是秦汉经师儒生们所作，应为传，不应为经，却以久已遭人废弃的《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同时，还组织闽、浙、赣三省大批人马，动手修订编撰《礼书》等。

    对于《书经》，朱熹同样也本着他大胆疑经的科学求实精神，通过多方考证，断然判定《古文尚书》是伪书,而且连历来都被儒生经师们作为权威解说的孔《传》孔《序》也不可信。而对于自古被人尊为“字字有褒贬”的《春秋》一经，朱熹则直接将它从经的高位上降低到史的位置。他指出“《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在册子上”（《朱子语类》卷八十三），并且认为应“只如看史样看”（同上）待《春秋》。这么看似轻巧的一句，却是对传统经学的一记棒喝！为早已死气沉沉的传统学术思想别开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

    由于文化惰性的影响，我们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都同样会面临着种种学术禁锢和理论禁区。在传统惰性力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各种束缚人们创新求知步伐的各种理论教条和思想禁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坚持不懈地弘扬朱熹大胆疑经破注的科学求实精神，不畏权威，不墨守前人之说，一切都本着科学求实精神出发，大胆解放思想，扫清继续深化改革路上的各种障碍。这一点。也是我们朱子学研究的主导精神之一。

   4、弘扬朱熹格物穷理的求知探索精神。格物穷理，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圣人的格物致知之旨，朱熹还专门辟了一章，详细地对其进行疏解，自称是“窃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诚如朱熹所言：“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世界规律的愿望永远不会停止，而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也永远不会因为人类的探索而穷尽，又由于“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因而人类求知探索活动也永远不会有终止的一天。对于如何求知探索，朱熹也提出了他的思想方法，他认为：“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强调从日常生活经验，或在接受前人思想经验，即“已知之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未知之理，并“以求至乎其极”，到达知识的巅峰。他还强调持之以恒，日积月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由日常的渐进之功而达到融汇贯通，实现更大的突破。朱熹的这种求知探索思想方法和精神，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应当奉行的主导精神。

    5、弘扬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讲求伦理道德的教育思想和精神。“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朱熹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和精神的重要范畴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大多从片面的角度去看待它，认为它是封建社会禁锢人们思想自由发展的枷锁。其实，这只是统治者有意片面解释它的结果。朱熹曾以日常饮食为例，对天理人欲打了一个比喻，他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表明朱熹肯定人们正常的生活所需，但反对骄奢淫欲。特别是那种靠搜刮百姓，过着奢侈无度生活的唐仲友之流，朱熹更是深恶痛绝，直欲击之而后快。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针对南宋吏治腐败，社会道德沦丧而下的一剂猛药。治乱世用重典，治顽症用猛方，这其实都是人们日常“已知之理”，但一旦触及到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触动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都不约而同地予以抵制。可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因而他们就在朱熹死后，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正确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和精神改换成禁锢广大人民思想行动自由和奴役广大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

    今天，我们要本着弘扬朱熹探求本义，以求圣人之旨的科学治学精神，恢复他“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观念的本来面目，以发挥它积极的思想教育作用。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里，处处存在着功利与理想、私利与公德的冲突。这种情况下，弘扬朱熹以公更私，以理统欲，拔高理想、公德的地位，弘扬朱熹理学伦理价值体系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是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三

    诚然，如上所述，把朱熹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融入现代社会之中，使之为现代生活所需要，并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是我们二十一世纪朱子学研究的主导方向。那么，这一重大系统工程的实施，具体又应该由哪些途径着手呢？笔者以为，应由转变思想观念，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教育和学术研究等三个途径着手进行。

    其一，转变思想观念，这对弘扬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传统思想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朱熹不仅被看做封建、守旧、反动的象征，他的理学思想也统统被打入另册。由于这种思想意识的作怪，以至今天仍有人把传统思想文化看做守旧的代名词。这种思想意识如果不改变，那么弘扬传统思想文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朱子学研究也不可能会有多大的进展。因而，只有彻底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充分意识到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性，那么朱子学才真正会有重新焕发魅力的一天。

    其二，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传统思想文化的覆盖面，这是当今弘扬传统思想文化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朱子学研究也同样应当如此。首先，我们从学术思想的传播着手，加大挖掘朱熹理学思想文化典籍的工作，为社会多出朱熹的书，出好朱熹的书，从而为广大朱子学爱好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和研究资料。众所周知，朱熹在南宋时，他的思想传播与当时建阳麻沙印刷出版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其次，加强朱熹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对现代生活的渗透。在日常生活用语，教育用语，伦理道德用语等方面，多使用朱熹的一些格言、警句。前些年，尤溪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曾将朱熹的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格言、警句写在县城主街道两旁的广告牌上，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熏陶，并且潜移默化，起到了许多积极的作用，这一行之有效的作法应当深入推广。

    其三，增强教育和学术研究，是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最终得以深入推广的重要途径。这不仅现代如此，即使是八百多年前的朱熹也同样如此。宋代自北宋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书院教育也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到了南宋时，虽然疆域缩小，但书院在全国教育系统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而书院做为民间教育和民间学术场所，正好为朱熹所利用。朱熹通过在书院讲学、交流等方式，把他的学术思想由闽北向当时南宋全境传播。如果不是书院，那么他的学术交流活动范围就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因而，我们今天同样也应当加强教育，并大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充分利用各种场所和途径，包括报刊、电视讲坛、电脑网络，以及官方或民间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加强朱子学研究的开展，进一步发挥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格，使朱子学研究更加繁荣昌盛。

    由于各个时代不同人物的序定、诠释和阐发，朱子学内涵已经超过了原有的领域，逐渐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它除了已为人所熟知的内容外，还将会有许多新开辟的视野，诸如所谓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环境保护意识，还有朱熹的军事思想、经济思想，以及考据学、养生学等，也都将会在二十一世纪被进一步挖掘，为朱子学研究增添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