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送发文件要有章程，不要太多 中央所颁《人民法庭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过去川西行署曾写有一条例，我们也已告他们不发，个别具体问题改用指示规定。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就减少部门条例、文件问题给孙志远的信（1950年11月3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49页
鉴于多次经验，各个会议都出专刊，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如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痛，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请你们与司法部一商。 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不必登载。 就会刊问题给周钦岳、胡光的信（1951年5月29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87页
现在送军委的文件太多、太零碎。很多文件不能都送到这里来，我看要砍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总参要研究个意见出来，哪些事情总参可以处理，哪些要报军委，要搞个章程办法出来，报军委审批后，就按那个办。工作要按级负责，分工负责，敢于负责。国务院过去有个办法是，一段时间内做了哪些事情，综合一下，列个单子，处理了哪些事情，有哪些同志圈过，送有关负责同志一看就知道了。总参的重要事情，可以集体办公，集体处理。目前总参党委的事，主要是由八位常委来处理。军委工作是叶副主席主持，属军委管的事情直接报告叶副主席。 《当前军事工作的几个问题》（1975年1月14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第3页
六、加强保密工作 无论各党派、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都有它一定的秘密性。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通过计划去做，消息传播了出去，言者无意，听者就有意，这是非常危险的。有些事我们认为无关紧要，但被敌人知道后就有用，如我们的财经数字，工业建设计划等，被敌人知道了，就可以估计我们的力量，了解我们的重点，从而进行破坏。 《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1950年10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57页
保密问题必须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法律。过去中央颁布一个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政府各部门、各党派、军民等都要进行教育，各部门首长对于这个问题尤应经常关注。毛主席、周总理说，对于泄漏国家机密的处分，比其他法律要严厉。严格说起来，泄密不管自觉不自觉，都等于叛国行为。因为我们没有保密习惯，要进行教育。过去在解放区，洋人、帝国主义的间谍很不容易进来，结果，有的同志保密习惯很差，所以现在要进行教育。周总理特别说，各部门要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注意，比如每一个消息应该有一个范围，这样消息走漏以后，就要去找这个范围的人，如果没有范围就无法追究。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出一套办法，包括人事问题，各部门对于工作人员要经常审查，哪些人是有保证的，哪些人是值得注意的。 《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1950年10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58页
我们现在有东西要保，也一定要保住。不仅尖端的要保住，发明创造也要保住。现在刊物泄密很严重，主要是科学技术刊物。今后要负责人审稿。关于对外资料的保密问题，三条原则：（一）人家的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直气壮地要。别人要我们的，也给，但只能走前门，不能走后门。（二）不要指望别人，要自力更生。（三）不论别人给的还是自己的都要保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5月5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46页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顺便说一下，我们现行的有些做法非改不行。过去规定，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不能一个人出去。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文件个人保管，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样不行！应该有章程嘛。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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