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不是一般的文人或专业作家。他的文章源于他的政治生活。一般来讲，政治家的文章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巧妙地扬长避短，文章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毛之后有许多人学他，也写文章，还出书，但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可知历史有它自己的定位，万事有其理，文章本天成，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上能为政治美文的大家不多。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的文章观和伟人观。造就这种人大概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非凡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眼光；二是有严格的文章训练，特别是要有童子功的基础；三是能将政治转化文学，有艺术的天赋。可见一个政治领袖的美文是时代铸就，天生其才。
毛泽东由于正当新旧时代之交，既有旧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思想。他一生处于战争和政治的旋涡中，形格势逼，以文章打天下，不得不搜尽平生所学，拿出十八般武艺，来应酬这复杂的局面。但正是这种实践造就了他文章的多样性。从大会的报告、讲话到新闻稿的消息、评论，及署名文章、电报、命令、公告、书信，直到祝词、祭文等等，无所不用。这在古今作家、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检点中国政治文库，贵为皇帝，只用诏书、批奏；权臣重相也只有些谏、表、书、奏之类；八大家文人也不过是些记、赋、辞、说。就是近现代的中外政治家也不过再加上演讲、报告。而毛泽东几乎用尽了中国古今文库中的所有文体，随手拈来，指东打西，挥洒自如。
什么是文章？广义的定义是：有内容的单篇的文字。就是说它只要能传达一定的信息，不是口头，是文字形式，就是文章。如很多应用文。但文章常指单篇的文字，太长了，分出许多章节就变成书本了。狭义定义是：表达思想内容并能产生美感的单篇的文字。这里就有了限制，就是说不只有内容，还得有美感。我们常说的文章其实是这个狭义的定义，如唐宋八大家文章。它不但传播一定的思想信息，还有美感，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所以我说，文章是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如公文类，属于前者，我们说，写通知、写命令、写决定等等，而不说写文章；散文、论文类属于后者，我们可以说写文章；新闻类是介乎二者之间，但是偏重应用类，属于消极修辞，主要是传播事实信息，我们说写消息、写通讯，或说写新闻，也不说写文章。而为新闻所配的评论是表达思想，并注意美感，所以称写文章。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用的文体大概分为四大类，或者说四种文章，即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和政论文章。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 “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是狭义上的文章，真正意义上的文章。除以思想开导人，还要以情动人，以美感人。但是毛泽东才高八斗，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管哪一类，他都一律写成美文。下面我们一一分析他怎样写这些文章。
一、毛泽东怎样写“讲话文章”
1.领袖的讲话是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 “讲话文章”是从讲话、谈话、演说而成的文章。之所以独立成题拿来分析，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讲话永远是工作的一部分，过去是，将来还是，是干部的必修课，不可回避；二是由讲话而生的文章比一开始就用笔写的文章另有一种味道，有独特的风格和规律；三是讲话文章在中国散文中是个新品种，诸子散文有谈话式，但还未形成完备的文章结构。到唐宋八大家、明清小品、梁启超等一路下来都是“写”文章，“说”文章的还没有。讲话、鼓动是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民主革命兴起后而大盛的。讲话而后又整理成文，携讲话之势，存讲话之风，又合文章规律，毛是集大成者，至今仍独占鳌头。毛之后无出其右。所以研究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指导现实角度都是有必要的。
讲话，向来是政治领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文章中的一种。一个一生没有精彩演说和讲话的领袖，就像一个跑龙套的演员。
毛泽东一生在各种大小会上有无数的讲话与报告，后来有不少形成了文字。在他的1至4卷《选集》和1至五卷《文集》（下同）总共收有约119篇。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作为“讲话文章”或“口头文章”，它是从讲话而来，而且是从一个始终在一线领导火热斗争的领袖口中而来，于是便有了它的唯一性。天下官员何多，讲话何多，官员印发自己的文章何多，但像毛这样的讲话风格进而成文的却不多。
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要主题鲜明，作者有鼓动家的本事，一席话就能使懦者勇、贪者廉、愚者悟，愤然图进；二是要言语生动，作者有艺术家的本事，让人听得当场眉飞色舞，心花怒放。说到底就是思想性加艺术性。因为是面对面、现对现地交流，最考验讲演者的才华。既要肚子里有货，还要能临场发挥。
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型会议的报告，二是各种专门会议的讲话或即席发言。毛在大型会议上的报告（包括开、闭幕词）高屋建瓴，雍容大方，最见领袖风度。一般都是为阐述或解决某一个阶段性的关键课题，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制定目标，总结号召。其结论常为历史发展所验证，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如红军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湘赣边区二次决议）；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文化协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七大政治报告）；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于重庆谈判》（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第二类是毛在各种专门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话，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这不像前面那种大型、战略性的重要会议要作较长准备，仔细论证，它甚至是突然性、遭遇式，所以总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且常有现场感，即使半个世纪后读来仍如在眼前，有一种促膝谈心，拈花指月的灵动之感。这更见毛的浪漫与风采。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还有出访苏联时对我留苏学生的谈话等等。
毛的一生几乎一不停地开会、讲话。我们现在的大小官员也还是在不停地开会讲话。这里引出一个问题，讲话是干什么用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有两个手段，一是用嘴说，二是用手写，即语言和文字。说，又不只是简单地告诉，还有相互的讨论、交流、集中，这就是会议。所以会议成了工作的主要手段，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成了一个党派、政权，甚至一个时代的标志点、里程碑。世界上没有没有会议的运动；也没有没有会议的事业。于是讲话、报告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一门解析、鼓动、号召的学问，特别是成了政治家的专利。一场革命，一个大的群众实践活动，是靠一个个会议讨论、集中而推广开去的。而领袖在会议上的讲话则是这个团体和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履责、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革命者、改革者所面对的总是一堆难题、一块坚冰、一团乌云，要靠它的领袖集大众之思，聚胸中之气，口吐长虹，破冰扫云。古今中外之革命、改革，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不如此。像国外的华盛顿、丘吉尔、卡斯特罗，民国政治人物孙中山、胡适、冯玉祥等都是演说好手，甚至演说成瘾。过去我们把开国皇帝称为“马上天子”，意即亲自打仗开业。以后的太子们坐享其成，就大多无“马上”之能了。近现代的开国领袖则首先是“演说总统”，因为革命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动员。只可惜这个功能会在二代之后退化，我们现时的政坛一切讲话报告都成了念稿子。
2.领袖人物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腔调讲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念秘书的稿子。毛泽东的讲话有王者之气，灵动之美，语言风趣，警句迭出。
笔者在政界多年不知接待过少来自上面的视察和下面的汇报，生动者不多，可笑者不少。一次我们举办一个小型内部工作展览，请领导视察。看罢，在小会议室坐下，上茶，静候指示。不料领导从上衣西服口袋里掏出两页讲话稿，照读了一遍，全场愕然。这讲稿一定是昨夜小楼又东风，秘书挑灯抄拼成。我百思不解，今日所看之事，怎能入得昨夜之稿？又某次到某省采访，听各方汇报工作，一二十个厅局长一律低头念稿。会议室内，唯闻念经之声，只少一个木鱼。我无奈，只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发言者抬头看着我的眼睛。然而抬头不到一秒钟，又低头看稿找字，其局促、羞涩之态仿佛是第一次相亲见人。后来我曾为此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这些干部怎么不会说话》。无论大小干部已不能、不会正常使用讲话这个文体、这个最基本的工作手段，可知全党已作风僵化、能力退化到多么可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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