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干部要靠好制度“逼”出来

从去年3月开始，四川省白庙乡每个月都要在网上逐笔公布乡财政支出，这一信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长期以来，“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消费）一直是困扰全社会的一大难题和顽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白庙乡能做到这一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逼”出来的。     自上而下的鞭策。近年来从中央到白庙乡所在的省、市、区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在中央层面，2007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重点公开“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等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应通过政府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进行。温总理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从地方层面看，白庙乡的上级四川省巴中市委也在去年1月对该乡领导提出要求，能否将财务支出进行公示。从这个角度看，白庙乡的做法并不具有原创性，而是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中央和上级领导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和要求，在全国带了一个头。     群众的质疑和要求。白庙乡党委书记坦言，“我曾听到有些老百姓对我们的干部的一些说法，说这些干部每天都是吃吃喝喝，这些话让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觉得，做任何解释都是无力的，只有让事实来说明，事实胜于雄辩。”面对群众的意见，白庙乡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回避、躲闪。他们把群众的压力变为改革的动力，勇敢地把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公开出来，反而使政府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认同。     官员良知的内省。改革的实质是对现存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这种改革难度之大，正如白庙乡党委书记所说，“乡里的干部收入很低，公示前，吃喝可能随便些，公示后就会有顾虑，相当于他们的待遇会变得更差。”此外，他还担心公示财务后，群众发现招待费较多，可能会有意见，引发不稳定因素。但最终白庙乡的领导还是以民主就是为了民生的勇气，冲破既得利益的束缚，坚定地站到了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以自我改革实现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白庙乡财政支出公开后，招待费锐减，一些过去吃喝过的人也主动退款。白庙乡被誉为“中国首个全裸乡政府”。这一案例启示我们，好干部也是要“逼”出来的。好干部能否“逼”出来，关键在于好的制度安排。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增强责任意识，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重。贯彻上述精神，必须创新干部的任用机制和监督机制，用好机制倒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在履行权力的过程中承担起相应的职责。使各级干部既不能为所欲为，又要为所必为，在这个大有可为的时代为人民多做贡献。     在干部任用机制中增大竞争性选举和“民选”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按照这一规定，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官员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选举活动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进行。但事实上人事上一言堂的情况还没得到根本扭转，致使一些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李瑞环同志曾说过，“对普遍发生的情况，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对反复发生的情况，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扩大民主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逐步推进从“官选官”到“民选官”的改革。     在干部的监督机制中增大舆论监督的分量。目前对干部的监督机制中有党内监督、纪检监察监督、人大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与上述其他各项监督相比，有其独特的功效。一是舆论监督能够放大其他各项监督。现在一些干部“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新闻媒体直接把各种上不了台面的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既使得当事人无法动用其人脉关系而逃避责任，也使其上级领导无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问题。二是舆论监督能够为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提供违纪违法线索，寻找证据。近年来许多案件都是先在媒体上曝光之后，才引起有关方面立案审查的。从这角度说，媒体能够代行民众的知情权和批评权。三是新闻媒体能够形成廉政勤政的强大社会舆论，对社会和干部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制定的“以正面宣传为主”是对媒体内容的要求，但现在这一方针在某些场合和某些地方却成了某些人冠冕堂皇地堵塞舆论监督和新闻调查的挡箭牌，以致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竟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可见加强舆论监督的既是眼下各项监督中的短板，又是现实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在保持正确舆论导向和加强舆论监督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