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针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所带来的新情况新课题新挑战，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反腐倡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加强反腐倡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为什么要反腐倡廉，怎样反腐倡廉”这两个主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1. 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新范畴，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定位

　　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范畴。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和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相并列。“反腐倡廉建设”是对以往常用的“廉政建设”、“反腐倡廉工作”、“反腐败斗争”的整合与新概括。把反腐倡廉从“工作”提升到 “建设”的高度，意味着我们党将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一项经常化的建设性工作深入持久地不断推进，深入拓展了党的建设的整体布局，使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内容更全面、更完整；也意味着反腐倡廉不仅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国家一切工作”，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的重大问题。这突出地强调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化、系统化与常态化，适应了反腐倡廉新形势的迫切需要，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们党对反腐倡廉战略地位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全面深化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深刻总结苏东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时也明确指出：“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不同的层面深刻阐述了反腐倡廉的战略意义。

　　2006年1月，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坚持自觉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因此，他强调：“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胡锦涛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反腐倡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要论断，从党的本质、宗旨以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意义，彰显了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

　　3. 提出“三个更加注重”，深入总结源头治腐思想

　　源头治腐思想是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针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反腐倡廉严峻形势，尉健行同志在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指出，“克服消极腐败现象，要综观全局，从宏观着眼，研究消极腐败现象的来龙去脉，从源头抓起。”这是源头治腐思想的首次提出。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从而提出了源头治腐的三个重要维度。十五大以后，尉健行同志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源头治腐的思想，并把源头治理腐败和预防腐败、综合治理联系起来，强调“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教育、法律、纪律等手段，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尤其要通过改革，在体制、制度、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减少和消除产生腐败的条件，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效能”。

　　十六大以后，我们党的源头治腐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首先，科学地分析了治标和治本的内在关系。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治标和治本，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只有抓紧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有效预防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才能为治本创造前提条件。只有抓好治本，从源头上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其次，明确提出源头治腐必须坚持制度创新的系统推进的思想。胡锦涛强调，“必须以改革统揽腐败的各项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经过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其次，根据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新布局，明确提出“拓宽源头治腐的工作领域”的思想。胡锦涛在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七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坚定不移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最后，强调源头治腐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的新论断，这一新论断实质上是对源头治腐思想的提升、总结和概括。其中“更加注重治本”强调的源头治腐的内涵，“更加注重预防”强调的是源头治腐的功能，“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强调的是源头治腐的长效机制。

　　4. 提出反腐倡廉十六字战略方针

　　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是对反腐倡廉工作思路的切实反映，也是对反腐倡廉规律的深刻总结。1993年8月21日，在《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讲话中，江泽民强调：“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法制。”这是反腐倡廉八字方针的第一次明确提出。此后10多年来，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一直坚持了这个八字方针，并在2002年1月的第十五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了“从标本兼治、更多地注重治标转向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的工作思路。

　　十六大以来，党把预防腐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反腐倡廉的方针也得到丰富发展。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反腐倡廉的八字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是适应反腐倡廉新形势的需要，标志着党对反腐倡廉斗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005年1月，胡锦涛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反腐倡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这是我党对反腐倡廉基本规律的第一次全面完整的概括，标志着我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倡廉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进一步指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推进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一论述将“方针”提升为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基本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5. 提出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工程” 的新观点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反腐倡廉中基础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的重要特点。

　　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明确指出，克服腐败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根本问题是教育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就是一项很重要的预防措施，同打击和惩处违法犯罪、加强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明确肯定了思想道德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基础作用。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地把教育和制度、监督相并列，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和六项工作格局之首，强调要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工程”来抓，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把反腐倡廉教育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如此，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权力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新观点新思想，为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6. 提出了制度体系防腐的新思想，确立了党章在制度防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深化了制度反腐的规律性认识

　　邓小平是党内最早强调制度防腐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深刻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明确强调“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这是我们的一贯要求，也是最可靠的措施。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发展了制度防腐的思想，提出了制度体系防腐的新思想。2004年1月，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建设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2005年1月，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我们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强调“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所有这些新观点、新判断，标志着我党的制度防腐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另外，胡锦涛总书记还特别重视党章在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明确指出，“总结我们党自身建设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践经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始终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胡锦涛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进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也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胡锦涛总书记这一系列新思想，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制度防腐的规律性认识，阐明了党章在制度防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7.提出党内权力制衡监督的新思路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往往把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党内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和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党对腐败产生的根源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不仅看到腐败产生的思想原因，而且看到腐败产生的体制问题，即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并强调要注重党内监督和专门机构的监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注重对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监督的问题。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新世纪新阶段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对腐败产生与滥用权力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胡锦涛总书记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权力制约的重要性，揭示了权力腐败的根源，为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在总结国内外反腐败斗争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胡锦涛总书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思想。他明确指出，“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重点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要突出监督重点，着重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腐败多发易发部位和领域的监督，尤其要加大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监督的力度，强化对干部选拔任用、财政资金使用、国有资产运营、金融资本运作、土地使用权出让、行政审批权运用等方面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要完善监督机制，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尊重和保障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形成监督合力，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发挥各方面监督的积极作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使各种监督形式紧密配合、各方面监督力量有效配合，以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的新论断，标志着党内权力监督制衡思想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的权力制衡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本质区别，标志着我党反腐倡廉思想的重大飞跃和反腐倡廉道路探索的重大突破。

　　8.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重点建立惩防体系的新目标

　　反腐倡廉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涉及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而且需要从多个方面构筑反腐倡廉的防线，发挥整体合力，构筑反腐倡廉的体系。

　　为了充分发挥惩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整体效能，党中央一直强调系统反腐的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过反腐败“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的思想。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科学地分析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据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出发，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2005年，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对如何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如何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如何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等，都做了具体部署。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并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写入党章，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之固定下来，从而明确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目标。

　　9.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六项工作格局”的新思想

　　反腐倡廉的工作格局是对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是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任务、工作方向的明确规定。根据系统反腐的理念，党中央还逐步丰富和拓展了反腐倡廉的工作格局。

　　1993年8月，第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明确地把我国的反腐倡廉的工作格局概括为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行业和部门不正之风”。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新形势，深刻总结反腐倡廉的规律，在2005年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提出了 “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整体推进的“五项工作格局”。2008年5月，在刚刚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五项工作格局再次被突破，明确提出了“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整体推进”的反腐倡廉工作格局。六项工作格局的提出，是对我党系统反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对“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的深入贯彻，是对反腐倡廉基本任务的进一步拓展，体现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

　　10. 提出“立体化”打击的惩治腐败新理念

　　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对腐败分子必须严肃地作出组织处理。江泽民同志也一直强调，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了腐败案件的新特点和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治标和治本、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007年1月，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上强调，“必须进一步抓好大案要案查处。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依照党纪国法，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为了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吴官正同志2006年8月3日在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上明确提出：“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吴官正同志的论述，拓展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新理念，深刻表明了我们党从严治党和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并将治贪惩腐的方式由过去比较简单的平面化，实现了政治、经济、思想的多重打击并进的“立体化”格局，极大地增强了惩处腐败的威慑力。

　　总的来说，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理论创的巨大成就。我们党围绕着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定位、战略意义、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工作格局以及高压惩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并提出了权力监督制约的新思路和惩治腐败的新理念，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但是，必须看到，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必须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不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反腐倡廉实践，开拓新思路，继续推进反腐倡廉的理论创新，开创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局面原文发表于《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

写得很系统，了解了前因后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