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

      2014年3月24日，我在太原市委党校领导干部班和中青年干部班，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为题讲课。现将讲稿发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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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讲稿）

——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

（2014-3-24）

贾 陆 英

       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讨一个重大而敏感的话题——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这是近年来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2011年，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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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我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写了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于2012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基本思路是：抓住哲学层面这个核心和切入点，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历史走势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对立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水火不相容。二是并存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三是融合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包括双向建构的两个方面：其一，儒学经过自我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态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二，马克思主义吸取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坚持融合说，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接力探索取得的”。联系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讲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只有紧密联系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同样地，只有紧密联系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在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成为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线。2009年5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引用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训，并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2013年3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饶有兴趣地翻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拿起来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习近平随后同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发言后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我认为，总书记的这些阐述，应该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基本方向和指导方针。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代著名文字学家许嘉璐先生，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习近平“曲阜之行”与邓小平“南巡讲话”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次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邓小平南巡解决了经济领域姓社姓资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兼容；习近平“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姓孔”与“姓马”的对立问题，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下面，我着重谈谈“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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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代以来儒学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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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16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文艺复兴，18世纪又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一跃走在世界前列。此时的中国清朝统治者，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闭关自守，不看世界大势，结果在短短100多年时间里就落在西方后面，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惨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落伍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说，是儒家思想束缚了中国两千多年，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首先，自汉代直至15世纪的1500多年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始终处于世界各民族的领先水平。其次，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化必定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儒家思想这一个原因。毋庸讳言，近代以来，尤其是清王朝为巩固其统治，竭力强化“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并采取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加速了儒学僵化的进程，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这是造成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种种原因。例如：皇权专制制度已经走向腐朽和衰落；长期延续不变的小农生产方式效率低下；长期沿续不变的重农抑商、轻视科技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和现代科技的产生；相对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拖住了沿海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后腿；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束缚了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扼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的力作《五百年来谁著史》则认为，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换言之，中国在近代以来之所以落伍，核心在于“国家能力”的削弱。产生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孔子学说，与汉代大一统之后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儒学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在先秦时代，在那个社会大变动、思想大解放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及其继承人孟子、荀子的学说，是百家中的一家，是那个时代的显学。它是生动活泼、生龙活虎的，而不是僵化教条的；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而不是欺压百姓的；是具有独立个性和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而不是消极、奴化的；是以追求崇高为根本旨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安身立命”之本的，而不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先秦儒学不盲从，不阿贵，不依附于权势的自主批判精神，不能适应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度，遭到了“焚书坑儒”的严厉打击。经过汉儒、宋儒等的改造，儒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它也演变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对于这后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发展方面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然而，儒学一旦成为经学，它就僵化了；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它就被附加进去许多扼杀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内容。这种状况在近代以来愈益严重。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社会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二次大变革，而愈益僵化的儒学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的要求，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造、转换和提升，是势所必然。

      1、对纲常名教的批判。近代以来，君主制度已经日趋腐朽和衰落，而一些腐儒们却依旧大力宣扬纲常名教、愚忠愚孝，鼓吹“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那一套。这就不能不激起有识之士的反击。实际上，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黄宗羲就发出了反对专制制度的第一声呐喊，旗帜鲜明地揭露传统社会“君主”的本质，认为这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康雍乾时期的思想家戴震，对“以理杀人”的“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批判，对在“纲常名教”下含冤而死的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矛头直指“三纲”、“名教”等专制主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把这个罪名枉加到孔子头上，笼而统之、不加分析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孔子，却是混淆了历史事实。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父与子的关系上，孔子主张父慈子孝。这是一种双向对等的关系，经过改造和升华，是可以与当今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相融合的。然而到了西汉大儒董仲舒那里，孔子的上述思想被异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变成一种绝对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并一直延续下来。“三纲”对巩固封建秩序有一定作用，但是，在中国结束君权制、走向共和制以后，它就成为过时的、应当彻底抛弃的东西。如果不加区别，把经学家们的“三纲”与孔子的思想混为一谈，就是一种非历史的、不客观、不公正的态度。

       2、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义利关系涉及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因而成为中国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从古至今，长期争论不休。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是：义字为先，义利相济。他认为，“义”是人的价值之所在，是君子的行为尺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长期以来被误读为“君子讲义，小人讲利”，这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喻”是知晓的意思，孔子这句话强调：一事当前，君子所知晓、考虑和顾及的是义；小人所斤斤计较的是利。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获得符合道义的实际利益，他所反对的是那种不顾道义而牟取利益的行为。荀子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在求利避害这一点上，君子和小人是相同的，但是在“所求之道”上却是不同的，君子是义字为先，小人是利字为先。荀子进一步指出，对于国家的治理而言，“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但是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却把义与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程颖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清朝思想家颜元对理学家们的义利观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他们空谈心性，脱离人之常情，不讲实利，以至“误人才，败天下事”，他明确提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的主张。戴震则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本质，是知、情、欲的统一，情和欲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理”是人之情欲不失之度，自然之欲与必然之理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中国之所以被打垮，除了隔绝于世，以天朝自欺以外，就是“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由此可见，理学家们的主张，导致国人耻于言利，思想僵化，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存天理、灭人欲”的僵化思想在五四运动中受到猛烈批判，也是势所必然。

         3、对性理空谈的批判。明朝的灭亡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掀起了反思传统哲学，批判性理空谈，主张恢复孔子学说经世致用之风的实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理学家们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实学思潮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气学”思想，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本体，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发展，理为气之理，心为知觉之心，不具本体意义。顾炎武竭力主张以“实学”代替“理学”，倡导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为学要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内容。王夫之主张“理依于气”，提出 “行先知后”的认识路线，认为“行”是“知”的基础。颜元提倡“习行”，反对静坐穷理，空谈性命，强调知识应当从“习行”中获得，明确地把“格物致知”的“格”字解释为“手格猛兽”之格，并说“格物”就是“亲下手”，就是“犯手实做其事”。这说明，他已经看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实学之风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的湘学士风。鸦片战争以来，湖南涌现出一批志士仁人，例如：魏源、谭嗣同、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志士仁人，就是湘学士风的杰出代表人物。湘学士风也深深影响了身为湖南学子的青年毛泽东，他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之所以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不能不说与此有直接联系。纵观儒学的发展史，从先秦儒学到汉代经学，发生了第一次嬗变，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纲常名教”、“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类的僵化思想改变了孔子学说。汉代经学经过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与之抗衡，日渐衰落。到了宋明理学，又用“天理人欲”之类的僵化思想改变了孔子学说。这才有后来的实学对理学的批判，并力图恢复孔子本义。清朝大兴文字狱，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于是，兴起了乾嘉朴学。近代以来的批孔，矛头所向是“三纲”和“天理人欲”等弱民误国的“吃人礼教”，却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把罪名加到孔子身上。这就是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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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代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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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经历过两次根本性的大变革。第一次，从公元前770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为止。在这500多年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墨、道、法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第二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在这100多年中，出现了“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简称“中、西、马”）激烈碰撞、交锋和交融的局面。如果说，第一次大转变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原因所致，那么，第二次大转变则主要是由于外敌的入侵所致。外敌入侵使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迫使先进的中国人重新思考民族的命运，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这是一次“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来势更加迅猛，程度更加剧烈，范围更加广大，影响更加深远。在这次大变革中，以下三种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所奉行的改良主义。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残败而告结束，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康有为于次年发起“公车上书”，反对与日本签订投降和约，主张变法图强。之后，他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就是在维护帝制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改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挽救社会危机，走的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1898年（农历戊戌年），他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起维新运动，历时仅103天，就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和残酷镇压下失败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上的启蒙运功。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西方列强加紧蚕食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在掌握实权的腐朽的清朝守旧势力顽固地坚守其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立宪派的主张既无力抵御外敌的入侵，又无法延续请政府的寿命，更不可能挽救近代中国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所奉行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早年，是维新派的追隨者。他曾上书李鸿章，希望清朝统治者自上而下地进行改良，结果石沉大海。之后不久，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标志着他同维新派决裂，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的中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他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和建国方略。1911年，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开辟了共和的新时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仅存在三个月，革命果实就被袁世凯篡夺。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依靠的是旧军阀，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乱并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退居上海。正是在一次次挫折中，孙中山的思想得到了质的转变和升华。孙中山的晚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努力获得成功。他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1925年，他应段祺瑞政府邀请，到北京共商国是，可惜病逝于北京。他在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遗嘱的第一个要点是“必须唤起民众”，这说明他清醒地认识到，旧军阀是靠不住的。第二个要点是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说明他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是靠不住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维新派的追隨者，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孙中山四十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从“驱除鞑虏”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从依靠旧军阀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最重要标志，也是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孙中山也有一个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他认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孙中山的一生，是勇立潮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一生，这与顽固保守的康有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对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评价说：“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前往北京，是1918年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在这里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那时，中华民族正处在国内外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备受凌辱，军阀混战不已，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他们所做的种种探索和努力都失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照搬西方的迷梦，中华民族仍然苦难深重，找不到解放的出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有一个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毛泽东在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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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人们要问，在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为什么唯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或者说，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呢，还是历史的必然？总的来说，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是在探索中反复比较的结果；二是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三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我这里着重阐述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儒学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呢？

          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在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与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启蒙运动又深受16、17世纪“东学西渐” 的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这样评价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18世纪，欧洲近代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又传播到中国，掀起“西学东渐”的热潮，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说明，文明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推动着人类的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最早注意到19世纪欧洲哲学背景中的中国因素并把它跟马克思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先生。他十分明确地写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李约瑟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以后，与儒学相融合是势所必然。这一融合过程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就开始了，虽然有曲折，有起伏，有波澜，甚至有惊涛骇浪，但是，它总是向着交流、融合的方向前进，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线。这个历史的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它曾经引领了新中国的诞生，也必将继续指引着中国这条巨龙的腾飞。

           原因之二，儒学具有包容性的显著特征，在对待不同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中华文化之所以在世界四大文明体系中唯一没有中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进程中，虽然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但其文化的脉络和核心价值却绵延不绝，一直传承下来，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中，不断地吸收、借鉴其中的积极成分，重新融合出新的面貌。主要是：（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也可以说是伴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原各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次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由此形成了儒、墨、道、法等众多流派，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2）两汉经学。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用了大约近400年时间。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这是外来文化第一次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3）魏晋玄学。魏晋时期，经学及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被打破，人们尊崇老子、庄子及《周易》，号称“三玄”。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形式上的否定，又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次思想大解放促进了道教、佛教的兴起，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出现繁盛的局面，禅宗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4）宋明理学。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佛、道两家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是儒家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折，是中国传统社会后700年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大量外国人来中国游学、传教、经商，并把中国的文化经典介绍到欧洲，进一步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5）明清实学。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反对理学的思想家，他们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提倡思想解放，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的重要而直接的思想资源。（6）乾嘉朴学。清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人们不敢再谈论政治，转向训诂考据，被称为朴学。几千年来，国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朝代不断更迭，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却始终不变地传承下来，并以其极大的包容性不断融合各民族的文化，丰富和发展着自己。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转变，也开始了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儒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现代新儒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当然也包括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原因之三，儒学具有无神论的倾向，在信仰观上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天人关系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并力求回答的基本问题。主张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哲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夏代和商代流行“天命论”，西周时期，人们对“天”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提出了“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是中华文化由迷信鬼神向轻鬼神、重人事转变的有力佐证。孔子对鬼神采取怀疑态度，《论语》中有关“天”、“命”以及“天命”的言论，共有26次，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孔子也曾受到天命论的影响，但是，他基本上是把“天”看作一个有生命的、创生万物的大自然。《易传》认为，“生生之谓易”就是天的运行规律，也就是“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崇高的品德是创造生命。荀子所著的《天论》，肯定“天”的客观存在，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中国哲学史上，荀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要运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以人力改造自然的思想。《天论》所说的“天”，就是指日月运行、四季交替之类的纯自然现象，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儒家无神论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儒家的先哲们推行教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神灵崇拜的传统。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的重要思想，《周易》提出“神道设教”，都是为了借助丧礼和祭礼这种形式，弘扬孝道和仁爱精神，让人民接受儒家的伦理和行为规范，以达到“民德归厚”的目的。荀子说得更直截了当：“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意思是说：占卜一番然后决定大事，并不是真的认为向上天祈求就可能得到，而只是政治上的文饰（做秀）而已。所以，在上位者认为是政治的文饰，而百姓却认为是天上神灵的表现。认为是政治的文饰就会吉祥，认为是天上神灵的表现就会有凶险。由此可见，“神道设教”是一种宗教和无神论的巧妙结合，它有效的化解了无神论的文化核心与民间神灵崇拜的矛盾，造就了中国文化“表面多神，内核无神”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儒学的无神论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立足点。

         原因之四，儒学以崇尚和谐为价值追求，在社会理想上主张建立“大同社会”。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是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各得其所、一心为公、安定有序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它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后世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以此为奋斗目标。大量事实证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儒学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契合的。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的文章，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一个马克思走进文庙与孔子对话的场景。马克思说：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们生存在这里面，万人要能和一人一样自由平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各能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孔子不禁拍起手来叫绝：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说：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的理想不是虚构出来的，也并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然后阐述了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孔子点头称是。我也说过“庶矣富之，富矣教之”的话，我也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为政方略，……尊重物质本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所以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马克思到此才感叹起来：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郭沫若此文，用生动活泼的对话方式，说明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出发，认识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情形。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用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概念，指明了“人类进步的远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开辟了道路。

        原因之五，儒学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治国理政上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它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关于“民本思想”的深厚根基，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契合点。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治国思想。几千年来，先哲们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非常精深和富于哲理：盘庚提出“重民”，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殷商的中兴。周公提出“慎德保民”，制礼作乐，实现了西周初年的天下大治。孔子主张“爱民”，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对后世影响极为重大而深远。《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先贤都看到并强调了民众的力量。我们党关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继承中国古代重民、保民、爱民、利民、惠民，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民本思想精华，剔除其维护君王统治地位的“驭民”、“治民”之术的糟粕基础上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汲取了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关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精华，摒弃了它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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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去年底以来每周两次的《论语》学习辅导，网友们对贾老师很是敬佩。正是因为有像贾老这样的热心长辈、无私学者，才唤起了大家对学经典、用经典的热情。虽然不能亲临贾老师授课现场,但这份讲稿却给了我们跟贾老师系统学习的机会，帮助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刻认识时常挂嘴边的基本政治理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对贾老这样的大师，只能学习，学习，再学习

贾老的文章跨度好广，中国上下好几千年就在眼前演过。透过历史讲解政治，将儒学与马克思高度融合。我突然有种，我国最正统的儒学就是一直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入驻，创造各种有力条件。儒家学说大体方向一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融合各家学说，发展得更具时代意义了。太感谢贾老了。给我们把历史梳理了，还结合政治，透过历史看政治，还原了历史的本真。

每到周二、周四，贾老都会一如既往的给我们上课，这种无私的精神就值得我们敬仰。贾老不愧是国学大师，用儒家思想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在这浮躁的社会中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读读贾老的文章，听听贾老的课，就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正能量。

总感觉身为一名党员却未能很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未能用于指导工作、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希望通过本文能增长见识、开拓视野、解惑启智。

纵横古今外、上下五千年，贾老从儒家学说与世界历史相结合发扬光大

论述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 ，真是高见！值得很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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