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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治理天下应以保障“民生”、尊重“民心”的“仁政”、“德治”为主，但同时还必须兼行“法治”。道德与法律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规范机制和秩序体系。道德主“内”，法律主“外”；道德治“本”，法律治“标”。德治与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中，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社会的道德建设不应反对和排斥法治建设，法治建设也不能代替道德建设，德治与法治相互协调配合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依法治国，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留给我们的又一项思想遗产。 依法治国，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要求，也是根据人性好恶治理天下的需要。从唐虞时期的“象刑”、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周朝的《吕刑》，到汉、隋、唐、宋、明、清的刑法，或轻或重，时起时伏，构成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之下有刑法无宪法的独特法律体系。作为“仁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的“法治”论要求在立法、执法实践中坚持“德主刑辅”的基本原则，“先德后刑”、“尚德希刑”、以德立法、以德司法，“法令欲其难犯而易避”，“刑不厌轻”、“罚不患薄”，“疑罪从去”、“疑功从予”理念，反对以法谋私，“司民短而诛过误”，主张法律面前官民平等、君臣平等，真正把公平的法律落到实处。这些思想，对完善我们今天的法律体系仍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法制”及历代刑法简况 “法治”的依据是“法制”。中国古代“法制”的产生不仅源于现实的社会问题，也基于对人性的客观评判。人与生俱来地具有自私自利的情欲，而德治教化不是万能的。当自私自利的情欲冲决道德规范的堤防、胡作非为、危害社会的时候，国家就必须设立刑法给予惩罚、加以防范。 法家先驱管子从人性好恶出发指出：“凡民莫不恶罚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法家代表韩非子也从人性“喜利畏罪”揭示：“矫上之失，诘家下之邪，治乱决缪……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要之，治理天下必须德法兼用、宽猛相济。 孔子指出：“政宽则民慢……猛则民残……宽以济严，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孟子告诫政治家：“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子提出：“治之经，礼与刑。”因而主张“隆礼重法”。这种礼法并行、刑德相济的思想，在汉代又被进一步丰富发展。贾谊指出：“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教道德“禁于未然之前”，可以预防犯罪，刑罚法律“禁于已然之后”，可以制裁犯罪，二者不可偏废。刘安揭示：“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仪不可以行法也。”董仲舒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刘向指出：“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桓谭指出：“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自班固《汉书》起，历代官修史书均在《礼乐志》之外并列《刑法志》，阐述每个朝代的礼教与法制情况，充分说明“德治”与“法治”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正如西晋傅玄所说：“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 中国古代惩罚犯罪的刑法大体是由尧舜到秦为渐重，至于秦之专以法制，肉刑颇多，而自秦至唐宋为渐轻，唐时法律历来为人称道，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法典范，自宋至于清复渐重，明代复活了大量肉刑，而清益甚。 从唐虞时期的“象刑”、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周朝的《吕刑》，到汉、隋、唐、宋、明、清的刑法，或轻或重，时起时伏，构成了中国古代在君主专制之下只有惩罚人民犯罪的刑法，而无保证人民权利的宪法的独特法律体系。 二、“德主刑辅”、“尚德希刑” 作为“仁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的“法治”论要求在立法、执法实践中坚持“德主刑辅”的基本原则。 早在《尚书·周书》的《康诰》、《多方》等篇中，我们就看到周人反复强调“明德慎罚”。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这发展为“德主刑辅”。汉代以降，通过儒学的“法典化”与法律的“儒学化”，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政治模式逐渐固定下来。为什么要坚持“德主刑辅”？《淮南子·泰族训》说：“民无廉耻，不可治也。”“民不知礼仪，法弗能正也。”董仲舒指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刘向说：“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班固认为，在国家政治中，刑法虽然是不可以缺少的，但必须摆到合适的位置：“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刑法虽为治理社会所必须，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决不能以法制为主，单纯依赖刑法，秦朝“专任刑罚”导致迅速灭亡就是惨痛的历史教训。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立足于德治，坚持“德主刑辅”。
又如，“从重从严”打击犯罪，曾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我国司法界曾经常开展“严打”活动。而“严打”之后，不知造成了多少冤案，枉杀了多少无辜。其实，这是不符合现代司法制度的无罪假定的。现代司法实践人性化改革的特点之一，是在取得确凿证据之前，对嫌疑人先作无罪推定，从而杜绝重判错判的悲剧产生。而这一法治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就已被《吕刑》、孔子、贾谊、汉元帝论及，而尤以贾谊的“疑罪从去，疑功从予”、“与其杀不辜，宁失于有罪”的论断最为精辟。为了避免“无罪而见诛”的错杀，宁可对存疑之罪免予刑罚；这有可能使一些“有罪”者免于惩处，但却可以确保不错杀“无辜”，对逃脱死刑的罪犯也可起到令“不肖得改”的法律效果。就这等法治思想来看，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怕比“现代人”要现代得多。这些很了不起的思想，值得我们深味。 资料来源：《国学中的“法治”论》——祁志祥，有删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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