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严，检法细，司法正 做好社会法治“三字经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成，各方活力迸发的同时隐藏着混乱的危险。稳定对于社会的重要性，邓小平曾就此说过：“稳定压倒一切。”社会首先要获得稳定才可有探索发展的时机。而维持稳定不能单靠社会自我实现，混乱的出现呼求约束的必要，但道德和习俗的约束往往容易被突破，纠纷又未必全部可以通过调节和仲裁解决。更有甚者，道德的惯性有可能反过来成为混乱的导火索，比如我国就是因为太看重“讲人情”而逐步形成不良政治生态风气，严重侵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而法律具有高度公正性，在立法时是面向全体公民考虑的，最大限度减少了偏向，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一旦制定下来，具有明显的可解释性，是一条有力的准绳，不会因某些人某些事而随意松软。因此，用法律来增强约束、维持稳定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自十八大以来，从将“依法治国”战略摆在新高度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可以看出我国不断加强对法治建设的重视。而在我国，立法之后能够保障法律高效运转起来从而实现法治真正效用的，就是公检法系统。做好社会法治工作是我国党委政法委的一个工作重点，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社会法治工作，我认为可以通过强化这三个机关的工作来实现：

执法要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很多罪恶案件往往可以扼杀于早期，但最后仍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悲剧，侵害了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利益。执法不严，对这些现象有着不可开脱的责任。要实现执法严，执法人员自身要有严谨的执法态度、严密的法律知识、严敏的违法触觉和严格的执法行为。执法人员首先要对执法者的身份有一个理智清醒的认识，慎重对待被赋予的执法权力，对职责使命要勇于担当。公安机关既然作为社会执法、护民安民的主体，就应当积极打击违法犯罪势力，针对社会出现的违法犯罪热点要主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及早瓦解，维护人民利益，不能走形式主义，将所有的工作目标都放在单纯应付上级任务和督查压力。其次，警务人员应该对职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工作规范熟稔于心，清楚法律适用的各种情形，厘清职务职责范围。在日常巡查中要对违规行为有敏感的触觉，对违法犯罪行为要迅速反应。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规范程序进行，不能因人情世故而放松处理，也不能使用暴力执法侵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近年来，执法警员尤其是辅警在执法过程中出现暴力野蛮执法、打伤执法对象的现象不断见诸于报，造成严重的警民冲突，损害了执法威信。对此，公安机关一是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管理好辅警人员；二是要通过运用执法录影仪等多媒体，甚至结合互联网进行网上执法直播等形式，强化执法公开，规范执法侦查行为。

检法要细。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责监督公安执法、监狱等机关执行刑罚、法院审判适用法律以及使用相关证据等活动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和程序性，承载着为我国公正法治进行“把关”的责任。这就要求检察院在其职能范围内按程序工作务必高度细致。一旦在某一环节出现疏忽，就很可能会对案件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浙江张高平叔侄涉嫌强奸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该案件中，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充满疑点，口供也有逼供嫌疑，最后却依然得到有罪判决。当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检察院作为不够，未对侦查行为和证据收集进行合法性监督，未对证据真实性和完备性进行核查，也未对法院审判进行有力法律监督。后来张高平叔侄二人得到平反，力挽狂澜的还是检察机关，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检察员张飚，他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证据存在不合理，并勇敢对抗压力最终得以为嫌疑人洗冤。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下，必须要对自身工作秉持一丝不苟、全面细致的态度，这样才可以保障国家法治真正做到每一步都信服人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司法要正。广义的司法范围很广，这里只是谈谈狭义的司法公正，即法院审判。在刑事判决上我国虽有“疑罪从无”的原则，但法院在判决上往往有不可“错放”的倾向，导致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如最近的聂树斌案。用这些案件来举例不是拿来推倒我国法院在司法上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而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在如今越来越来讲求法治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对司法公正有更加苛刻的要求，除了要帮助受害者维护被侵犯的权益，还要保障被告人合法的抗辩权利得到充分使用，即法院在审判上要坚守以中立的立场行使审判权，而不是向控方倾斜，保证审判结果不仅达到真正达到除恶儆邪的效果，还要避免造成无辜者蒙冤的局面。

党委政法委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领导职能。随着群众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面临新挑战越来越多，政法委要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协调好政法委各部门领导方式与公检法办案独立性的矛盾，促进执法严、检法细、司法正，做好社会法治工作“三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