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困境与超越

在我国国企改制进程中，“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并不顺利。一方面，“现代企业制度”的构筑是市场经济全球推进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以高效著称的“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遭遇了来自企业产权与公司治理两大领域的障碍而效率受挫。因而，如何超越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困境，成为必须关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实践困境的现实呈显

 

    借鉴西方企业制度，成为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基本途径。现代企业制度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与西方企业制度拥有着共同的实质，都是市场经济属性的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产权领域的障碍，首先是它在我国历史传统下如何发展“工人阶级所拥有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问题。这并非仅仅是空洞的政治理想，而是有着真实的现实合理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处于被动地位必然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施行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普遍实现企业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而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是资本的联合，企业的最终决策权来源于资本所有权，而且按出资比例分配。由于员工与生产资料无法结合，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仍然没找到有效载体，从而带来主人翁地位虚化的“主人空”现象，使现代企业制度的效率实现在理论与现实上都遭遇了障碍。

    企业产权领域的障碍，还表现在如何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问题。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了要提高人力资本的开发与使用效率，只能通过实行充分的激励制度。而这就必然要求有新的产权制度与之相适应，从而引起产权制度从物质资本所有者享有企业资产全部所有权的独享制，向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享有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分享制产权制度变迁。现代企业制度仍然都是以所有者看得见的物质资本为中心建构的，只承认物质所有者投入的物化劳动的所有权。尽管在股份制企业中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作为现实的活劳动已经得到相应的所有权分配，但同样作为现实的活劳动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所有权分配，从而因没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而造成人力资本的产权残缺。

    现代企业制度在“公司治理”领域的障碍，首先表现为一般性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出资人或股东（委托人）如何激励、约束经理人员（代理人），使其尽可能地努力经营以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即如何控制“代理成本”或控制“内部人控制”。控制代理成本的关键在于合理配置内部产权，因而人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合理配置内部产权以有效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尽管这些努力的确能够有效实现经营者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的兼容而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却仍然存在缺欠。这就是予以合理配置“内部产权”的范围仅仅限于企业的经营者，而为数众多的普通员工的行为同样关系到企业的生产，这在后工业时代逐渐来临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因而，“内部人控制”问题仍然存在。

    “公司治理”领域的另一障碍，表现为特殊性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即股权集中和持股集团掌握控制权的状况并未改变，这就无法做到真正的政企分开以及引入职业经理与控制权竞争制度。由于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归国家，而企业控制权却掌握在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政府官员手中；由于剩余索取权对临的是并不确定的未来收益，外界实际上无法对具有信息和政治优势的政府官员实现有效的监控。国有资本便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掌握控制权的机构与人的资本，进而有可能“通过博弈、设租、寻租等行为制定有利于维护其既得利益的规则和政策，从而导致国有资本控制权失效”。这种特殊性“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在企业内部实现产权的合理配置，合理地减持国有股份，完善资本结构。然而，国有股份减持在实践中的施行代价巨大，因为在当前的制度下，它一方面与下岗或失业人数成正比，一方面与私有资本成正比，而这在当代中国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社会保障能力和私人投资能力都无法支持庞大的国有股份的有效减持。

 

集体主义的缺失与重建

 

    企业是一种规范个体行动的集体制度，它试图在企业成员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集体”目标，但现代企业制度下员工的个体目标与企业的集体目标恰恰并不一致。其中缺失集体主义情景，既无法使个体行动成为集体性的个体行动，更无法降低对个体行动的压制而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性。这种缺失显然会影响到企业的效率。尽管如此，由于西方世界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力的工业化状态，企业能够在缺失集体主义的状态下同样维持着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与现代企业制度同质的西方企业制度长期以来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困境。

    然而，在具有集体主义传统与后工业生产现实的当代中国，这种缺失集体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却无法发挥出高效而陷入困境。由于集体主义传统，中国工人阶级一直以来拥有着主人翁地位和作用，这种集体主义缺失自然导致“工人阶级所拥有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为问题而出现，导致缺乏有效监控的政府官员控制国有资本的特殊性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作为问题而出现；由于后工业生产状态下人力资本在社会财富创造中逐渐起决定性作用，它要求予以合理配置“内部产权”的范围从仅仅限于企业的经营者，扩展到为数众多的普通员工，这种集体主义缺失自然导致如何实现“人力资本产权”问题的出现，导致一般性的“内部人控制”的出现。因而，我国企业改制中所出现的这种“企业产权”瓶颈与“公司治理”难题的根源，是现代企业制度自身的“集体主义”缺失。只有建构出它所缺失的“集体主义”，我国企业改制才能够超越困境而顺利推进。因此说，我们对西方企业制度的借鉴，还只是停留于浅层次的“理论联系实际”??仅仅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将“理论应用于实际”；而未能审查源自国外的理论在中国的合理性，未能达到深层次的“理论联系实际”??即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审查国外经验的合理与否，而后再“理论应用于实际”，从而导致改革的困境。

    那么，这种缺失的“集体主义”能否被构筑呢？源自美国并已在我国部分地区试用的员工持股计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ｔｏｃｋ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ｌａｎｓ），作为现代企业产权形式的一种改进，正是在企业制度层面构筑“集体主义”而超越其效率困境的一种选择。员工持股计划，是通过一定方式让公司员工认购本企业一定比例的企业股份，并委托公司工会的持股会集中管理，从而使企业员工成为企业所有者并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一种企业制度安排。由于员工在拥有自由择业权利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与股东制度性地结成利益共同体，生成了对企业利益的认同感，从而形成了与个体主义相协调的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集体主义。

    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员工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既让企业员工直接拥有了企业的生产资料??企业的股份，又能凭借员工持股会确保员工有效地参与企业的最终决策，为员工在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找到了有效的载体，使其得以“实化”与“人格化”，并使企业的改革能够进一步深化到利益结构调整上来，促使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产生，企业制度自然能够产生最大化效率。同时，员工持股计划还通过对人力资本在产权层面的关注，从而弥补了人力资本的产权残缺，解决了人力资本的产权化问题。

    对于一般性的“内部人控制”，员工持股计划将合理配置“内部产权”的范围，使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参与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在企业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程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对于特殊性的“内部人控制”，由于员工拥有公司的所有权而成为公司的股东，这就在社会保障能力和私人投资能力双重低下的条件下，有效落实了国有股份的减持而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同时还使员工愿意并有权力从企业和员工的根本利益出发去选择、监督企业领导者，这就进一步在企业制度层面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涌现的诸多企业制度案例，从历史维度验证了具有集体主义内涵的企业制度的高效性。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成功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践困境，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建立集体主义的企业制度模式。

    温州土地贫瘠，人地矛盾突出，多数家庭无法以单一的农耕为生，因而家庭手工业历史悠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多数温州人仍然需要不同程度的自谋生计，维持着独立性与市场意识。这种独立自主意识使得温州人较之受集体经济影响较多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具有强烈得多的家庭创业倾向，使在当前全国各地的１６０万温州人大都采取家庭企业的形式，“家庭企业”一般都在９０％以上。苏南地区同样在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社会生活大背景下形成了讲究功利、注重工商的自身特色。苏南模式以乡（镇）、村两级集体所有制为主，集体企业的比重占绝对优势，家庭企业只占１０％左右。

    正是由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立足具体的集体主义传统建立了具有集体主义内涵的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使其在那些“国际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效率受挫之际，凭借土生土长的企业制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当然，无论是温州模式的“家庭”，还是苏南模式的“单位”，都是特殊的集体主义，员工之间的合作是家族或邻里内部的合作，只适合小规模的企业，而不适合大规模的生产。

    而构筑现代企业制度在东北老工业基地难以奏效，在微观的企业和宏观的市场经济体制两个层面，都遭遇了难以消解的障碍，则从反面证明了具有集体主义内涵的企业制度的高效性。

    发展大型企业无疑是振兴东北的首要，但中小企业也必须作为另一核心来积极发展才真正有可能振兴。然而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间接融资同样艰难。企业最基本的融资与人才激励手段就是企业制度自身，而作为中小企业制度最主要形式的“业主制、合伙制以及非上市股份制”，将融资的重担压在极少数企业所有者肩上并支持员工的自由流动，无疑是中小企业融资艰难与人才匮乏的企业制度基础。由此，东北老工业基地使现代企业制度在微观的企业层面遭遇了难以自身理顺的发展困境。

    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市场经济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企业对员工的自由吞吐。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保筹资主要依靠国家、企业和个人，但就企业与个人而言，由于企业经营状态普遍不佳，尤其是占企业从业人员总量重要部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力，即便它们愿意也没有实力参与社会保障，国家强制只能是厂破人散，形成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而就国家而言，整个财政和企业财力都没有能力全部包揽社保资金，只能通过税前列支形式承担相关部分。尽管为振兴东北，中央政府现已出面建立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但最为沉重的养老保障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或缓解。

    通过引入员工持股计划建立集体主义情景，则化解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东北困境。员工持股计划使企业可以筹措到部分能够长期使用的资本，有了新的融资渠道，并在企业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利益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产生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共同关注，从而促进中小企业的大力发展，摆脱现代企业制度的微观困境。困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企业员工养老保障问题也将因员工持股计划的引入而大为缓解。当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造成的职工下岗、提前退休等问题，在国家财政和企业财力都不足以拿出足够的资金以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员工持股制度的实施，适当转让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就相当于为企业员工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既满足了员工的社会保障需求，又使员工退休或离职时可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票或股份，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建立具有集体主义内涵的企业制度形式是超越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困境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