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编者按：从195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极不正常的年代，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继出台，一场无视经济和科学规律，疯狂冒进的举动在全国蔓延。在这个特殊时期，一向被认为最富于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们的言论行为，可能是最耐人寻味的。本文作者杜润生在给我们如实描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同时，字里行间中还透出了他对当时现状的反思。 : i2 b/ N* C3 z% \5 Q# E7 S7 X: t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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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年，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后，毛主席又讲了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问题，主张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摆正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博得全党一致拥护。经过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的发展，国务院领导人鉴于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冒进，造成新的经济失衡和紧张关系，因而提出反冒进口号。１９５８年初，毛批判反冒进，提倡解放思想，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社并大社、全民办工业等运动之后，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若要解释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首先应该看到，它是一个生产大发展运动，组织一支农业生产大军，发展生产力。在合作化运动中，毛曾几次说，合作化后，要争取达到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１５年超英，３０年赶美。英国是地球上的富裕中农，美国是地主富农（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在江苏党代会时的讲话）。１９５６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也说如果没有一个生产的大发展，又怎么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这个优越性预期的主要依据，就是有生产大军可依靠。
    但是合作化以后，农村并没有发生那种预期的变化，１９５６年粮食反而减产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减产。相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也不尽人意，“工农差别”有所扩大。这使毛不得不亲自站到前台，来指挥经济事务，希望“以苏为鉴”，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苏联冷冷清清搞建设的气氛，走出一条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的道路，这就导致了“大跃进”。
    中国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基本是学习前苏联共耕社（初级社）、集体农庄（高级社），只是小有改进，而无大的创新。人民公社就不同了，毛打算领导中国数亿农民做个大试验。这个试验不是民粹派式的，避开工业化问题；也不同于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西方合作模式；更有别于第二国际先资本主义、再社会主义的主张；不是严格的先社会主义、后共产主义的模式，不走一般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而是想试验一下中国大同世界的理想。全国是一个大公社，政社合一，公社之内有分工，“工农兵学商”都搞，每个人都要学点工，也要学点农，学点兵，学点商，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把这个设计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写进“人民公社”决议。“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相配合的，即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靠群众的热情，靠“人海战术”，搞现代化。废除商品交换，实行“半供给制”，不搞严格的按劳分配，可以按消费品所能满足供应的程度相应地引入按需分配。
    这种指导思想，引发了“共产风”的泛滥。如任意到群众家里收“金银铜铁锡”，除“一铺一盖，一碗一筷”之外都要归公；连农民家里的自行车都要交出来，“按需”归干部使用。不但东西是公家的，人也是公家的，“公有制”就成了“大家拿”。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废除按劳分配。加上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具有政权职能，上面的高指标、高征购，到了下边就可以搞行政强制、瞎指挥，甚至打人、批斗人，侵犯人身权利。
    然而，在人民公社试验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遭到农民的抵制呢？当时农民也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因为相信共产党，也就相信并大社、大兵团作战。农民认为拼命干二三年，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就会带来迅速的改变。
    在另一面，是政治高压的影响。从１９５７年以来的反右派、农村社教，干部承受着政治压力，奉命带头响应，农民也只得随“大流”。人们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从众心理”，实乃无权者的机会选择，或曰“羊群效应”。有的时候，当你对事情下不了判断时，或者把两害相衡取其轻者作为行为方向时，有了“领头羊”，只要有人干、我也干；你入社、我也入社；你造假、我也造假；你浮夸、我也浮夸等等。直到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农民自身权利遭到极大剥夺，而“大锅饭”也维持不下去，大批人浮肿或消瘦，许多人都不能干活了，于是出现了“生产力起来暴动”，群众性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化，可怕的大饥荒也终于发生了。原来的理想变成了一堆泡沫，政府、农民两败俱伤，农民损失更是惨重。

我所见到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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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掀起后，有一次，毛主席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化成粮食，一亩地产４万斤是可能的。毛主席相信了各地亩产上千、过万斤的“卫星”，遂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中央要胡乔木主持进行研究，把张劲夫和我叫到北戴河，与农口的谭震林、廖鲁言等人一起研究。得出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一万斤粮食，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造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的处理那么多粮食。于是，毛主席提出了“三三制”（即用耕地的１／３种植农作物，１／３休闲和种植绿肥，１／３种树种草）。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廖鲁言说：“现在情况是科学家跟不上农民了，农民远远走在他们前头了！”
    在此之前，我曾把山西太谷阳邑老家的几位儿时同学请到北京来，问他们：“究竟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
    他们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
    我问：“怎么假法？”
    他们说：“都是移植的办法，几十亩地的红薯都移到一亩地里。”
    我还亲自到天津郊区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后来钱学森说，他说的只是一种科学上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光合作用”还得通过植物成长过程的生物化学反映，庄稼并非有多少光照就能产出多少粮食来，还有其他条件的作用。上海植物生理学家说，用植物生理学总结万斤亩产量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栽培技术学家才能说出门道。然而，当时不利的影响却已经造成了。
    开始，我对大跃进的提法也是持赞同态度的。当时我还讲过中国能够后来居上。我在中科院全体会上说，后进的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成就，用不着一切事情都从头开始。资本主义最初发生于西欧。海上贸易的发展，刺激了生产对科学的需要，带来产业革命。恩格斯说过，生产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它对科学的推动力远远胜于办几十所大学。苏联工业化建设本来落后，但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上世纪前期后来居上。下一个中心将要转到亚洲、转到中国，中国不但是个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双重优势，将来生产发展起来，对于科学技术会有更大的需要。这一需要将转为动力，推动我们很快掌握现有的并创造出新的科技。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毛主席提出的大跃进，我们应认真对待。
    今天看来，以预测远景经济技术变革来支持当时近似一场政治运动的大跃进，类似钱学森的解说，也是文不对题。

对运动的反思

    无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在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上，历时３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短暂的。虽然短暂，它的发生却并非偶然。它产生在当代的中国，有多方面深远的原因，不宜只追究个人的影响和责任。我认为问题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共产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自然要按本身历史使命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诺言的新途径。当时没收了官僚买办资本，充实国营经济，接着实现了土地改革，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反封建任务。又有个社会主义阵营，相继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由落后国家实行革命跳跃，要树立社会主义样板。于是乘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来一次跳跃，放弃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渐进设想，转上全面消灭私有制。在全面公有制基础上，依靠群众运动，实施所谓“大兵团作战”，伴随着反倾向斗争，加快实现工业化步伐。这是个诱人的前景，可以在短期内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各种乐观信息反映到上层，助长了领导者的冒进情绪。看来，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要经历前进、后退的曲折过程。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曾批判民粹派空想主义，主张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时间，但夺政权以后却马上宣布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后来他承认是办了一件蠢事，并提出“新经济政策”。只实行了几年，在斯大林时代又放弃了。
    在中国，毛泽东同样明确的反对民粹派思想，夺取全国政权以前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一旦取得政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就萌发了试验主观偏好的社会主义模式。主要表现于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提出工农兵学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要办几千户、上万户的大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推行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红专学校等福利化政策。既有别于苏联军事共产主义，又区别于民粹派的农民平均主义，而是中国大同世界理念的社会主义新版本。
    从哲学上说，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中间还应有一个阶段，用过去老哲学家的话叫做感知。感知不同于感性，是要有一个分析、批判、研究的过程。毛泽东所说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似乎缺乏一个分析肯定环节。他常常说这个地方能做到的，为什么其他地方就做不到？这个地方可以一年高级化，为什么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老区能办社，为什么新区就不能办？这个地方的深翻地能生产上千斤粮，别的地方自然也可行。和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狂热相比较，１９５５年的“社会主义高潮”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社会试验，划定一个地方实行，并非不可行。过去中国历史上就有过不少的乡村建设经验，如梁漱溟在山东、晏阳初在广西、阎锡山在山西的“兵农合一”试验，等等。但人民公社一声号令，一下子就卷入了６亿人口，“浮夸风”、“共产风”，走向极端，造成大灾难，付出代价太大了。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是他带头坚决果断地纠正上述错误。１９５９年彭德怀上书，指责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刺激毛泽东接受教训，更提高了反右倾的调门，事情遂不可收拾。坏事变成好事，其长远结果，党的领导一旦适应群众的要求，就引起政策上的变化。
    正因为“大集体经济”吃不饱饭，甚至饿死了人，农民就要想办法，避免风险。其办法，一种是在体制内自己采取一些能吃饱肚子的做法，包括社员和干部互相串通的应变办法，即日后我们所说的“瞒产私分”，这是一种无权者的抵制。一种是扩大自留地，把一小块土地变成自己的“避风港”，避免集体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大试验的风险。出发点并非追求新发展和本身利益最大化，而是维系身家性命、生命安全。扩而大之，就搞包产到户，寻求制度变迁。包产到户所以成为农民的选择，在开始阶段，本是出于一种规避风险的意识。经过一段群众与领导间博弈、互动的过程，终于演变为新的经营体制。被人们接受下来，完善成为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

作者小传：

    杜润生，１９１３年生，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
    １９２７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１９３２年，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１９３３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学联，参与领导学生运动。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中，在山西太行山地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先后担任晋中游击队三支队支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区六分区、二分区专员，太行区行署副主任，太行区党委城工部太原城委书记。
    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中共豫皖苏四地区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改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１９５３年初，调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从事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由于质疑过早消灭私有化，受到批评。
    １９５６年，参与《中国科学技术１２年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遂调入中国科学院，任秘书长、党组副书记。１９６１年，主持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的草拟工作。
    １９７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任副主任。１９８３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职期间，多次受中央委托，负责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
    １９８９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撤销，随后离休。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杜润生文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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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科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