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走向“社会治理”

现在有关社会治理的文章不是很多，特别是介绍经验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能够见到这样一篇文章确实学习的楷模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经常走出机关，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拜群众为师，善于倾听群众意见，从群众中吸取智慧、经验和力量。把群众的批评当作鞭策自己的忠言，把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从群众角度想问题、谋对策，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再出发，探索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目前重点推进以下社会治理工作。

（一）深化思想认识，转变工作观念，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在管理主体上，要从重政府作用、轻各方参与向更加重视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在管理方式上，要从重管制轻服务，向寓管理于服务转变，从重命令轻协商，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在管理环节上，要从重事后处理、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在管理手段上，要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手段向更加重视多措并举综合施治转变。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要坚持党委领导，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和考核指标体系，将党政领导干部履行社会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实绩档案作为干部评先评优、晋职晋级以及奖惩的重要依据。同时加大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经费投入力度，市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并根据工作需要逐年增加，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财力保障。要坚持政府负责，提升政府服务水平。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重点解决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使政府切实担负起应尽的社会治理责任。

“六化”治理推进基层善治


      古往今来，良法善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命题、当政者共同的追求。基层是社会的“细胞”，也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创新社会治理，推进良法善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惠州坚持“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治”，初步构建以人本化、民主化、法治化、源头化、立体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基层治理体系，在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保持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走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治理创新协同推进的路子。成功夺取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蝉联“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市”，连续5年获评“中国十佳最具幸福感城市”。
　　突出人本化，着力提高群众满意度。社会治理问题，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问题，以人为本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各项社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要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惠州以民生民愿为方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中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努力使本地人有自豪感，外地人在惠有归宿感。强化普惠性，构建覆盖全体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惠州坚持“人本立市”理念，以建设科学发展的“惠民之州”为目标，率先在全省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经过3年来的试点探索，编织了一张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续的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有效缩小了城乡、县区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重视差异性，做好各类群体精细化服务管理。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创建“特色之家”，对不同群体实行精准服务、有效管理，在全国率先成立“复退军人之家”，实现市、县（区）、镇（街）全覆盖，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的复退军人服务管理网络，使复退军人诉求有渠道、解困有平台、活动有场所。近年来，全市10万多名复退军人没有一个人进京信访。此外，还先后成立“流动商户之家”“出租车司机之家”“外来工之家”等特色之家，搭建各类群体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帮助的平台，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特定群体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突出民主化，将“由民做主”落到实处。现在基层的矛盾问题，有相当部分是因为政府“为民做主”大包大揽，决策不问实际情况，办事不问群众需求，工作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吃力不讨好”。群众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实现基层善治，必须尊重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激发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惠州倡导践行“由民作主”理念，创新推进基层民主自治，推动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在全市农村创新推行“四民主工作法”，实行“民主提事、民主决事、民主理事、民主监事”，真正让群众唱主角，有效预防了基层干部不廉洁不公引发的矛盾纠纷，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积极回应群众需求，办群众最想办的事、急需办的事。通过媒体征集、群众“海选”，确定每年的“十件民生实事”。在城市社区，探索实行“社区约请”制度，社区居民自主约请市、县（区）相关部门现场办公、集中办事，做到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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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法治化，筑牢基层依法治理的基础。法治是实现基层善治的根本保障。惠州以推进“法治之城”建设为载体，着力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的法治观念和规矩意识，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打造以“法制副主任”制度为代表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创新推行村（居）“法制副主任”制度，由市、县（区）统一聘请法律专业人员担任，实现全市村（居）全覆盖，为村（居）委会和村（居）民提供普法宣传教育、法律文书起草、依法调处矛盾等法律服务。全市“法制副主任”每年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上千宗，在促进基层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探索推行“法制副校长”“法制副厂长”制度，在博罗县试点“按法治框架解决基层矛盾”工作，在龙门县未设法庭的乡镇设立“司法惠民工作站”，将法律援助、司法服务延伸到基层，不断健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化解基层矛盾，解决基层问题，既要讲“情理”，更要讲“法理”，以法为纲，才能让群众信服。
　　突出源头化，“小题大做”化解基层矛盾。近年来，惠州坚持坚持源头防范、滚动排查和依法化解相结合，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科学决策抓防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落实重大决策、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定期研判抓排查。坚持社会形势分析会制度，市每季度召开一次，县（区）每月一次，镇（街）每周一次，对各类矛盾纠纷早发现、早研判、早化解。探索建立“大数据督查网络”，完善矛盾排查分级台账，实行滚动排查、动态跟踪，确保及时发现新苗头、有效化解旧积案，避免形成新的积案。
　　突出立体化，织密平安建设“三张网”。惠州通过筑平台、建机制、强队伍、重技防，着力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健全“工作网”。率先在县（区）、镇（街）均建立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村（居）和千人以上企业、学校建立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健全三级综治信访维稳平台，推动形成“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司法主办、部门参与、联合调处”的大调处、大综治、大化解工作新模式，做到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基层。打造“群防网”。在加强警队建设、推动警力下沉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壮大“平安志愿者”、义务安全员等“红袖章”“黄马甲”队伍，全市现有各类群防群治队伍33万多人，实现了“大巡防”向“大群防”升级。织好“技防网”。坚持人防与技防并举，初步构建起全覆盖、全天候治安视频监控系统。与此同时，坚持打防结合，对各种违法犯罪敢于亮剑，重拳出击，每年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全市“两抢一盗”等刑事案件下降，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突出信息化，推动社会治理迈向“大数据”时代。惠州注重运用网络信息技术，通过大数据手段实现对海量信息数据的快速收集、研判、处理与共享，有效提高了服务管理中的科学决策、准确预判、快速处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更加高效、更富成效。建立“社情民意库”，最大限度收集民意，最高效率解决治理难题。群众以网民身份通过互联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已成为一种趋势，就惠州来说，仅市网络问政综合信息平台平均每年收到网民有效来信3万件，这些海量、及时、真实的网络原生态信息，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惠州为此整合现有网络问政综合信息平台、“惠民在线”论坛、“向书记说说心里话”论坛、党政领导信箱等各网络问政后台资源，搭建起“社情民意库”，建立了涵盖网民来信、领导批示、部门处理、督办跟进等全流程的工作机制，对社情民意实行综合归集、分类归口办理，有效减少重复和提高效率，并及时提交民意分析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真正做到了群众“有地方说话”“说了不白说”。建设智慧城市，让社会治理搭上“信息化高铁”。依托云计算技术，建起了“横向覆盖部门，纵向延伸县（区）”的一体化网上办事大厅，同时在农村推行“掌上村务”，建设“三资”监管等平台，把农村社会治理也纳入信息化轨道。以获批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市为契机，突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重点，打破“信息孤岛”现象，推动各系统、各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建设一个高效便捷、全面覆盖的智慧应用服务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全面进入信息化、现代化时代。
　　（作者系广东省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奕威）来源：学习时报

XX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基础，充分学习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持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初步形成具有“XXXX”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格局。
一、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
（一）坚持强化组织保障，夯实基层社会治理“主根基”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XXX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坚持把社会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与中心工作间谋划、同部署、间督促，深入研究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聚焦解决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加大统筹协调，强化工作措施，推动工作落地见效，真正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成立了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一办五组”工作机构，建立健全统一领导、上下联动、协间高效的长效机制，形成了党政主导、部门主责、乡镇主抓的工作格局。二是夯实基层基础。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专职化、村文书知识化和村干部工资结构化。2021年乡村两级换届期间，审查村“两委”班子人选XXX人，审查县、乡、村各级党代表XXX人，对XXX个村班子分析研判2次，优化调整村书记XXX名，选聘大学生村文书XXX名，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XXX名，清理不符合任职资格村干部XXX名。以“四抓两整治”为抓手，推行“1+5”包联整顿机制，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XX个，扎实开展“三亮三比一争创”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基层组织战斗力。三是强化组织保障。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严格落实平安建设目标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强化组织保障，投资XX万元高标准建成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成XX乡镇综治中心和XX个村（社区）综治中心。配强配齐XX乡镇政法委员和综治中心主任，配备XX名乡镇综治干部，各乡镇明确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为村综治主任,工作力量得到充实，实体化运行有序推进。
（二）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一是深化村民自治。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探索全民齐参与、愿参与、能参与、真参与、常参与的治理模式，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修订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和行业规范，大力推行“四化三治十二条”农村治理模式。依托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广泛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等基层民主协商活动，按照“群众提事项、两委列议题、定期召集议、议定分类办、办后大家评”的方式步骤，就涉及公共及群众利益的大小事项进行协商议定、督促办理，实现村事民管、村事民议、村事民办。二是强化德治教化。全面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建立县乡村三级好人榜，连续举办七届“十佳先进集体暨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选树各类典型XXX名，评选“XX好人”XXX人，评选文明家庭XX个、五星级文明户XX户。依法处理和打击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违法行为，开展“忤逆不孝”不良社会风气专项整治行动,切实遏制农村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习。三是量化志愿服务。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XX个，组建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XX支XXX万人，大力推行志愿者服务“四单”志愿服务机制，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XX多场（次），引导群众树立邻里互助、孝老爱亲、勤劳致富、崇尚新风的生活理念，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四是细化矛盾调处。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矛盾调解组织建设，建成乡镇调委会XX个、村调委会XX个、居民社区调委会X个、X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配备调解员XX名,完善三调联动体系，积极引入第三方调解组织调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大力推广“1＋N”调解模式，灵活采用现场调解、庭式调解、巡回调解、上门调解、预约调解等方式，三年来，共排查矛盾纠纷XX件，成功化解XX件，调处成功率达到99%，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要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五是硬化法治保障。依托法律“八进”、“八五普法”等活动，坚持推动法治宣传，定期组织政法干警开展以案释法、以案说法、以案普法，不断增强群众法治观念，促进全民学法、用法、知法、懂法、守法。全面落实乡村法治建设“五个一”工程，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建成国家级、省级、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XXX个，村级法治广场XX个。加强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有效破解执行难题，三年来共依法执行案件XXX件，执行到位金额XX万元，累计发放司法救助资金XX万元，救助案件XX件XX人。六是优化科技支撑。建成贯通县、乡、村三级的平安XX信息化支撑管理平台、命案预警预测预防平台、综治视联网视频会议系统、“雪亮工程”联勤联动信息平台，积极推动平台系统的基础建设和深度应用，不断增强平安建设的科技支撑力。配备乡镇、部门综治信息员X名，配发手持终端X部，持续推动“综治E通”广泛应用，深入采集各类信息事件，全面反映社会治安动态。大力推动“雪亮工程”实施，2021年投资XX万元，新建完成XXX、XXX，基本建成了“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全网智能”的视频监控体系。建成62个智慧安防小区，分别安装“车辆识别”系统、“人脸识别”系统62套，实现人员、车辆进出通行的智能识别、精准管控。
（三）坚持城市党建引领，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效能”
一是健全“两个组织”。XX县XX镇XXX个居民小区全覆盖成立功能型党支部，选优配强小区党组织负责人，配齐小区党支部成员，让党支部在小区安家落户。由小区党支部牵头成立小区居民小组、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三个组织，实行党支部和“三个组织”成员“双向培养、交叉任职”。建立“1+3”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组织架构,全县共选举275名党员在各所在小区担任小区党支部委员，648名在职干部选任居民小组和业主委员会成员，构筑党组织引领的“立体化”小区治理体系。二是推行“双报到”制度。104个县直单位到驻地社区党组织报到，2466名单位在职党员到居住地小区党支部报到并认领岗位，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平安创建、文明城市创建、矛盾调处、卫生整治、小区治理等工作，引导推动全县党员干部“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设立小区党员先锋岗449个，在职党员担任小区党组织职务155名，充分发挥在职党员干部参与小区治理、服务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壮大小区治理力量。三是创新议事机制。积极推行小区党员和业主提议，居民小组和业主委员会审议，小区党组织联席会议决议，物业公司、行业主管部门办理，解决问题、办理结果公开的议事办理机制，解决小区供水、供气、停车等民生问题21类231项。全面推行“3+2+X”（3即小区党组织、居民小组、业主委员会，2即物业公司、居民代表，X即反映事项涉及的主管部门）小区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按照收集、核实、研究、交办、反馈“五步”工作法，研究解决小区建设、管理运行及居民密切关注的问题。四是强化服务管理。整合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由“一支队伍”联合执法，八在进拆违治乱行动。制定“停车费收益20%用于日常管理、30%用于全体业主分红、50%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和维修保养”的“235”小区停车费分配制度,在全县115个居民小区新划定停车位3375个，打通消防通道59条，有效解决小区停车难题。为48个老旧小区安装道闸、门禁系统，安安装智能充电桩88组，加快推动“智慧安防小区”建设。整合居民小区视频监控并接入“雪亮工程”，实现数据共享，提升小区治理智能化水平。

   “枫桥经验”再出发：走向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基石与难点，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关键环节，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具有根本的影响。
　　“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区人性化改造特殊人群“四类分子”的大胆创新与实践，可以概括为“发动和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因其效果显著得到毛泽东的肯定。50余年来，“枫桥经验”也在自身的检视中日益丰富和拓展，从阶段斗争经验演变为基层社会管理经验。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的历史时期，历史积淀的“枫桥经验”及其走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都具有参考意义。


     检视“枫桥经验”：新问题与新挑战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基层社会在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中不但积累了许多旧问题与矛盾，同时还不断凸显出大量新问题与矛盾。这对转型中的中国维稳提出更大的挑战，全国各地在探索社会管理经验过程中，虽然形成了颇具成效的做法，但仍普遍存在着共性问题：第一，社会管理具有较浓的维稳色彩，没有跳出“刚性维稳”的窠臼，干群关系变得紧张。第二，忽视社会管理效率原则，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投入大量维稳成本而成效不明显。第三，侧重方式创新而非体制改革，治标不治本，产生“内卷化”现象。第四，因信访压力选择短期化策略，加强事后化解环节，甚至偏离法治轨道。
　　“枫桥经验”同样也面临着转型过程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一是群众诉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利益诉求成为主体诉求。随着群众了解政策、信息渠道的畅通，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进一步觉醒，政府由原来“依靠群众解决矛盾”变成现在“解决群众提出的矛盾”。二是群众诉求反映的渠道变多、手段更新，对解决问题提出了新课题。“从逐级到越级”“从信访到信访”“从书面到网络”，小矛盾演变为大问题的风险不断增大。三是群众诉求解决的矛盾呈现复杂化、关联化、尖锐化等特征，解决矛盾的难度日益加大。从“家庭琐事”“邻里纠纷”等小事演变为“征地拆迁矛盾”“劳资冲突”“环境污染”等大事，群体性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针对上述新问题和新挑战，“枫桥经验”作为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一度也陷入了治理困惑，但又囿于宏观体制和自身能力，一时难以创新有效应对机制。
　　正是关注到全国基层社会普遍面临的维稳压力，以及“枫桥经验”个案的现实遭遇，在2013年“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首次提出要“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有20多处强调“治理”，并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这些都给“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


      “枫桥经验”再出发：走向社会治理
　　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再出发，探索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目前重点推进以下社会治理工作。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标准化。借“全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为契机，枫桥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标准体系，建立一站式社会服务管理平台、构筑多元化社会矛盾治理体系、创新融合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推进现代化基层综治信息平台建设，使基层社会治理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导向性和时效性。
　　实施社会治理“一张网”工程。从整合资源入手，将“千条线”融入“一张网”，有机整合市镇村三级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确保社会治理工作中基础性、根本性、底线性的职责融入网格。

走进枫源：探寻“枫桥经验”的变与不变 优美整洁的自然环境，朴实醇厚的民风社风，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走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桥镇枫源村社区，处处透显着祥和的氛围和发展活力。从枫溪江到灵峰寺，从香樟园到文化礼堂，在这块千年古越大地上，古韵新姿交相辉映，宜人宜居宜业的独特魅力愈发令人神往。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始终要尊重民意、发动群众，尊重法治、敬畏法律，通过合作治理与规范治理相结合，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本相结合，传统群众工作与现代治理技术相结合，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