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决策”的前前后后——四届人大筹备 工作亲历记（下）

“长沙决策”的前前后后

——四届人大筹备 工作亲历记（下）

孙中范

 

周总理缜密谋划人事安排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争议非常激烈，讨论多次定不下来。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提名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任人大常委；而周总理、纪登奎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安排一些老干部进人大常委会。后来经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一些在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刚刚见报的老干部和知识界代表人物被安排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我记得有吕正操、梁必业、傅秋涛、武新宇，以及王淦昌、白寿彝、陈望道等人。最后，周总理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1974年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12月18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总理又亲自审阅修订了这个草稿。

12月20日夜，周总理亲笔拟定了《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

12月21日凌晨2时，我正在紫光阁整理有关文件，周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同志拿着一个文件袋来到紫光阁，问吴庆彤在吗？我说，庆彤同志刚散会回家休息了。这时他把周总理亲笔写给吴庆彤亲启的“特急绝密”文件袋交给我，并说你同他联系，总理交代让速办，中午总理起床后要看。我虽然不知道文件的内容，但已感觉得到这是一份非常重要又非常紧急的文件。因为从值班室成立以来，有关四届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由中办秘书局机要交通处传递，总理办公室直接送交文件这还是第一次。

吴庆彤在国务院值班室工作压力特别大，长期睡眠不足，神经衰弱很严重，每天回家不管多晚都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习惯，一般不再打扰他。但这件事非常特殊，我只好给他打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他一接电话就问有什么急事，我告诉他纪东送来了一封总理给他的亲启件。吴庆彤让我拆开，拆开后我看到是周总理的亲笔信，我马上在电话里念给他听。周总理写道：庆彤同志：请派专人速将此件送印厂特密件印两份清样，中午前送我。又及：清样印好后，请将我写的原稿烧掉。信后是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

我问是否立即把文件送给他？吴庆彤说，时间太紧，我刚吃了药，文件就不要送给我了，以免耽误时间。你现在就直接到国务院印厂，找李文林厂长亲自排印，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嘱咐他一定要保密。你在印厂监督，排完版仔细校对准确后印出清样。他想了想又强调说，清样印好后，你将排印的铅版和校对稿一起带回紫光阁，锁在保密柜里，片纸都不要留在印厂，等早上一上班我就来处理这件事。

放下电话我已感觉到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绝不能出半点纰漏。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按周总理亲笔拟定的名单方案原件手抄了一份，将原件锁在值班室的保密柜里。办完后我立即给李文林打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印厂等我。放下电话，我从国务院值班室要了车，带上名单方案的手抄件前往国务院印厂。当我到印厂时，李文林已经在等我，我们直接就进到排版车间立即开始工作。我对李文林说，今天排的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你排起来就知道了。庆彤主任嘱咐就由你一个人排印，必须绝对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若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李文林表态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保密。

李文林立即按手抄稿排版印出了小样，我当场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了两遍，准确无误后让他正式打印出两份清样。我把清样又仔细校对了一遍，之后将手抄的原件、两份清样和校对的小样一并装入文件袋。这时我对李文林说，今天我们俩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我告诉他，为了保密，庆彤主任让我把刚才排的铅版带走。李文林帮我把铅版装好放到汽车上，我带着印好的清样和铅版回到紫光阁，立即锁到值班室的保密柜里。这时我才算松了口气，一看表，已是12月21日黎明6时。

早晨一上班，吴庆彤就来到紫光阁。我立即将周总理的亲笔信和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同时把夜里工作的全过程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他表示满意。接着，他又把印好的清样同周总理亲笔草拟的原件仔细核对了一遍，确认准确无误后，将两份清样装入文件袋密封好，并亲笔在信封上写周总理亲启。一切办妥后，他让我把文件直接送给总理办公室纪东。

当天上午10时，我把印好的文件准时送到总理办公室交给纪东。我一进门，纪东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辛苦了！看样子又是一夜没睡，还挺准时。我回答说，首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哪敢怠慢！他说，等总理起床后我立即交给他，有什么事再找你。

21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当天晚上，纪东又来到紫光阁，送来了周总理对名单方案清样的修改稿，让立即印好两份清样。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就是带着这两份印好的清样，抱病于12月23日飞往长沙，向毛主席专门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四人帮”插手人事安排

关于国务院各部委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与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是有争议的，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

据吴德（当时兼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回忆，在周总理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并让吴德任部长。吴德提出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又不懂文化工作，他向周总理提出不当文化部长。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吴德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吴德还是不愿意。但周总理考虑应该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做人大常务会副委员长，经再三衡量认为吴德比较合适。

酝酿由谁当文化部部长争议很大。“四人帮”提出让于会泳当文化部长，吴德提出文化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他曾提名上海的著名教授刘大杰当部长。江青等坚决反对，坚持让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最后，由于“四人帮”的坚持，于会泳还是当了文化部长。

对教育部部长的争议也很大。“四人帮”始终坚持让迟群做教育部长，周总理同李先念、纪登奎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不能让迟群做教育部长。在政治局会议上，曾有人提议让上海陈望道做教育部长，最后周总理经反复考虑提议周荣鑫做教育部长，李先念、纪登奎都拥护。李先念提出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周总理赞成。

关于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人选，经过激烈的争议，“四人帮”只争得了文化部和体委两个席位。在周总理拟定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名单中，主要是考虑了两部分人：一是启用了一批有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干部，如外贸部部长李强、二机部部长刘西尧、煤炭部部长徐今强、石化部部长康世恩、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轻工部部长钱之光、交通部部长叶飞、邮电部部长钟夫翔、财政部部长张劲夫等；另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国家机关工作的连续性，留任了一批军队领导做部长，如农业部部长沙风、冶金部部长陈绍昆、一机部部长李水清、三机部部长李际泰、五机部部长李成芳、七机部部长汪洋、商业部部长范子瑜等。

在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周总理和纪登奎商量同时考虑工、青、妇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周总理曾问纪登奎，工会金祖敏的情况如何？纪登奎说，金祖敏在上海是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他到工会就是王洪文点的名，来京后同王洪文联系频繁。因此，周总理考虑只安排金祖敏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没有考虑安排他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又兼任了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江青坚持要谢静宜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且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信，周总理只好把谢静宜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选。

李素文是沈阳一家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先后当选为沈阳市劳模、辽宁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当时她已是辽宁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书记、十届中央委员。在周总理同中央政治局同志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李先念提议李素文列入副委员长人选，纪登奎赞成并说，李素文当副委员长比他们（指“四人帮”）提的人选更可靠。周总理同意这个建议。

形成“长沙决策”

从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了周总理、王洪文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同他们进行了四次重要的谈话，最终形成了“长沙决策”。

毛主席在12月24日听取汇报时作了重要指示，最后确定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周总理在京拟定的四届人大副委员长人选名单是两个方案。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主席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

毛主席不同意将谢静宜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做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人大副委员长。

毛主席提出：（人大）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以下排个次序。

在讲到民主人士时，周总理提出：是胡厥文还是荣毅仁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同意在民主人士中放宋庆龄、胡厥文、许德珩三人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讲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方案时，毛主席赞成小方案，不设顾问。

在讲到乔冠华、方毅做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

在讲到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曾回：“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毛主席也在思考中。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了三个人选：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毛主席都没有表态。最后，毛主席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从此可以看出，毛主席一方面批评“四人帮”，另一方面在人事安排上还要搞平衡。

在谈到郭老（沫若）时，毛主席说：“回去代我问好。”

毛主席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毛主席同意修改宪法报告。

至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长沙最后做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决策，这对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建立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2月27日，周总理带着“长沙决策”返回北京，亲自整理出毛主席长沙谈话要点。12月28日，周总理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12月2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并且将经过毛主席调整同意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发中央政治局。

周总理从长沙回京后对纪登奎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南方、西北也应有年轻人。”经过认真、慎重的权衡和考察，最终安排江苏的董加耕作为人大常委候选人，陕西的姚连蔚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候选人，天津的孙健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

1月8日至10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的各项文件。1975年1月13日，在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十年之后，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开幕。

(作者系原中国工运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