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八股”掺了点儿 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反对“党八股”,时至今日,仍有人“积习难改”,讲起话来,“八股味”很浓。这样的人讲话,好像玩文字游戏,喜欢用数字排列语言,喜欢用一、二、三罗列事物,先大写的一、二、三,再小写的1、2、3,然后又是更细的⑴、⑵、⑶,看似如数家珍,实则空洞无物,就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列举的“八大罪状”那样:“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有的人爱穿靴戴帽,开头总是高举什么旗,在什么思想指引下,沿着什么道路……结尾则是“坚决要”、“一定要”、“团结拼搏”、“苦拼实干”、“为×××而努力奋斗”、“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之类的套话;有的爱“装筐”:在某阶段强调什么问题,就把一切都硬塞进去。如在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文章、报告都要讲初级阶段,一切问题都往初级阶段里塞。现在我们又在讲建设和谐社会,于是又把和谐社会当成了箩筐,一切都往和谐社会上套,开口就是和谐社会如何如何。本来是含义深刻的“和谐社会”,如果滥用,就被庸俗化了。有的人讲话有点像“老菜帮子”,掐头去尾之后,可用部分,所剩无几。或是老生常谈,言之无物,再不便是假、大、空。“秀才”写起来绞尽脑汁,领导念起来口干舌燥,群众听起来枯燥无味。 5.官气重了点儿 新华社曾报道过一个事例:2003年“非典”期间,香港一个商团访问沿海某省,一名省级领导被安排会见。这位领导特意提前到场,接受记者采访,谈了一个多小时。几天后,相关报道收集回来了,领导认为十分重要的内容、十分漂亮精彩的话语,如客商安全绝对有保障、招商引资等等,当地媒体原原本本地报道了。可是境外媒体却没刊登出来,他们登出来的尽是领导随便说的话,或者无意说漏了嘴的话,所谓的不够严谨的话,—其实这才是真实话,是大众感兴趣的话。 因为讲话者是在发号施令,所以人们在听台上的人高谈阔论时,常常产生出一种好像是在“仰视”讲者的感觉。有的讲话者常以“绝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唯我“布尔什维克”,对下级所用的往往是一些“指令性”语言,好像是首长在对下级作“指示”。对外界所用的往往是“外交辞令”,好像接见外国首脑。所以,人们听了这样的讲话之后觉得很不舒服。 据报道,有一名小学生竞聘班干部时在演讲稿中写道:“我坚信,凭着我新锐不俗的信念和才干,这次竞聘给我带来的一定是成功……虽然我缺少担任班级干部的经验,这是劣势,但正因为我没在‘官c’上混过,所以少的是畏首畏尾的思虑,多的是认真负责的干劲。”家长惊呆,老师也惊呆了,大家不敢相信这篇官气十足的演讲稿竟能出自年幼的孩子之手。原来,这是该学生套用网络上官员们的讲话稿件写成的。“不负责任,到处害人”—这是毛泽东在六十多年前痛斥打官腔者的言论,但现在,官腔仍“余音绕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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