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公文“六字诀”

    有人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提起公文写作，我们也不得不提起历史。《书经》（亦称《尚书》）就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公事文书。书中选收的商王盘庚告诫臣民服从迁都于殷的言论，或商王出师讨伐夏桀时的“誓师辞”等，实际就是一些官方文书。这些文书，是由当时叫作“史”的秘书人员撰写的。《世本注》载，夏、商有左史、右史。《周礼》载：宰夫（官名）有八职，其“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何谓“赞治”？据东汉著名学者郑玄的解释：“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通俗地说，“史”就是起草官文书的人员。对官文书的格式，历代也很讲究，比如明朝，当时向皇帝的奏折用细字，而题本字可以稍大；题本每幅写6行，一行20字，奏本每幅6行，每行24字。到了清代，就规定，题本、奏本都是每幅6行，每行20字。再比如，古代称文稿校核工作为“照刷”。“照刷”的内容是要检查文书有无失错、遗漏、规避、违枉、稽迟等，目的在于改正。古人要求“照刷”时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像不放过仇人一样不放过每一处错误，俗称“校雠”，这里“雠”通“仇”。可见古人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另外，据有关材料介绍，古代对于办理文书也曾制定过一些职务的纪律。比如唐代对中书有四禁：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误忘。即一不准泄密，二不准延误，三不准有失，四不准遗忘。回顾公文写作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观点：公文写作要严谨，要不出错，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至今仍值得我们去继承。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所从事的公文处理工作，其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过去相比，公文处理岗位的工作范围更广泛、工作内容更丰富、工作要求也更高了，工作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了。要做好这个岗位的工作，最根本的是提高公文处理工作人员的写作技能。我觉得，关键是要念好“七字诀”。

一是“勤”，勤学。有一首诗中讲：“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说明“勤”与“才”是正比关系。不否认人的智商有高低，但更重要的是勤奋，正如吴国雄院士所言：“天下聪明人多得是，大浪淘沙，筛掉的是光有聪明没有勤奋的人。”要想具备公文写作才能，当然也离不开“勤”字。因此，勤学当是做好公文处理工作之基。办文审核说白了就是“挑毛病”。党委文件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如果对所涉及的知识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脑子里没有对与错的尺度，就无法去判断、去下笔，正如《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言：“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人多读书则识进”。知识学得多了，根据实际需要，对所学知识可以直用，可以借用，可以化用，可以灵活运用。比如《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任人唯贤”、“百家争鸣”等许多言简意赅的古语，就属于直用。有些知识可以借用。比如，晚唐诗人李商隐曾有两句著名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本意是写他游原的时候心情不好，感叹夕阳照射下的原野风光虽然很美好，可惜黄昏已近，好景不长了。1950年北京进行城市建设，讨论古牌楼的去留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拆除。周恩来同志耐心听完意见后，风趣地说了这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巧妙地借用原意，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还有些知识可以化用。比如，毛泽东写的《七律·有所思》这首诗中“凭阑静听潇潇雨”一句就是从岳飞著名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中那句“凭阑处、潇潇雨歇”化来。再比如，毛泽东写的《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句是化自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至于灵活运用，前面讲的从大的概念讲应当说都是“运用”，但从更深一层次讲，“运用”更重要的应当是用所学知识来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这说明，无论是直用、借用、化用，还是灵活运用，都是以博学为前提的。我们平时讲“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讲的也都是“学”在“用”前。只有学得广、学得深、学得熟，才能收到运用自如之功效。不然，就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然，学与用是相互促进的，学是用的基础，用是学的深化，不学无以为用，无用无以深学。至于学习的内容，首要的当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同时还要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学习一些新知识，比如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关于科技方面的知识等等。这些知识我们还不是很熟悉，而在现在的文稿材料中又占有越来越多的分量，这就需要我们平时在这些方面多下些工夫，做一个真正的“多面手”。至于学习的关键，就是珍惜时间，这也是勤奋的具体表现。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其实时间比金钱更珍贵。金钱可以贮存，而时间却不能贮存；金钱可以从别人那里借取，而时间则不能借用。古人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时间，勤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