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讲战略战术： “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这样讲自批评与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这样讲认识论：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页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犯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在他之前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的作品中没有讲过这些道理，更没有人用亲身的经历来诠释这些道理。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中国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就是因为总在重复“子曰”而走向末路；“文革”就是因为总在重复阶级斗争那些老调，再也搞不下去；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前，就是因为搞“凡是”，总重复毛的语录，党就走向僵化。现在最可怕的是今天重复昨天的，下面重复上面的，这个报告抄那个报告，这个报纸抄那个报纸，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我们看《毛选》，每一篇文章都是何等的鲜活。 3.永不脱离实践：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虽然也是文学，但它不是叙事文、抒情文，更不是诗词歌赋，它是政治，是真理，在文章诸姊妹中是最秉性严肃而作风实在的一个。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共矛盾又上升到主要矛盾。两党30多年打打停停，怨深似海，蒋介石对共产党言必称匪，这时却突然邀毛去谈判，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慨然前往，并达成协议，全党上下疑问不少。他就写了《关于重庆谈判》。他先讲了在重庆的谈判这件事：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然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要谈，我们就去谈；他要打，我们就打。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事情就是这样，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 中学课堂上作文，老师就开始教“夹叙夹议”。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但他是这样地举重若轻。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你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时下政界、报界有一个误区，以为只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起一个响亮的笔名，在报上占大一块版面，就能有轰动的文章。其实这种空中楼阁，没有人看。党的十八大专门就党风、文风的整顿提出 “八条”意见，习近平指出“长、空、假”是当前文风的主要毛病。为什么“长、空、假”呢？主要不是写作技巧问题，而是思想作风层面上的问题，是私心作怪。这又有两个原因。 说到技巧，我这里试开一个药方。依作者多年编稿所见，干部写作投稿常犯这样几个毛病：1.居高临下，发号司令。训话式写作，与读者不平等。2.太长太空，没有内容。应酬式、作秀式的写作，没有明确的目标、靶子。本来也不是为解决问题。3.枯燥干瘪，没有细节。公文式写作，不会运用形象思维。4.语不准确，糊涂为文。基本的概念、逻辑关系都没有搞清。5.语言不美，动不起来。读书太少，没有修辞训练。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多读书，提高修养，但这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只要心诚，不要自欺欺人。真想写作可以试一试这个笨办法，也比较好操作：1.能提出一个新问题（证明你是在思考，有的放矢）；2.有一个自己悟到的新思想（可看出你对理论的理解）；3.有一个自己精心挑选的例子（证明你经过了调查研究，已能理论结合实际）；4.有一个合适的比喻或典故（这说明你已吃透了原理，能深入浅出）；5.有与文件不同的语言（说明你不是抄文件、抄社论、讲话）。这个办法是比较笨，但只要上了这个线，你就从党八股中解放出来了。不是文件语、秘书语，是你自己在说话了。 不脱离实践，强调理从事出，这有点像作家不脱离生活，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文学作品产生的主要是审美效果，政论文产生的主要是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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