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政论文

4.善于综合运用：一字立骨，五彩斑斓

我曾有专文《文章五诀》，谈作文方法。文章之法就是杂揉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衬之法，反串互换之法。文者，纹也，五色花纹交错成绵绣文章。古人云：文无定法，行云流水。是取行云流水总在交错、运动、变化之意，没有模式，没有重样。多色彩，能变化就是美文。怎么变呢？主要是综合运用形、事、情、理、典这五种手段，变化出描述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三个层次。我们姑且叫“三层五诀法”。

因为文章的基本文体是描写、叙述、抒情、说理，所以再复杂的文章总不脱形、事、情、理、典这五个元素。不过因文章的体裁不同，内容、对象不同各有侧重。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以理为主。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理”到底反复地说教、动员，甚至耳提面命，强迫灌输。而毛文却用杂揉之法，“理”字立骨，形、事、情、理、典，穿插组合，五彩斑斓。毛是善用兵的，他对各种文体的熟练运用犹如大兵团、多兵种战略布局；“五诀”之用则是战术层面的用兵了。

为了说明“文章五诀”的用法，我们不妨先举一个专业作家的例子。朱自清是五四之后现代散文作家的代表，毛对他也喜欢的，曾说过：“朱自清的散文写得好，平白晓畅。”（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他的代表作《荷塘月色》是抒情文，“情”字立骨，其余四字围绕穿插，编织为文。你看文中有“事”：静夜一人出游；有“形”：荷塘月下的美景；有“典”：《采莲赋》《西洲曲》；有“理”：讲独处的妙处。但是全篇都洋溢着情感，字里行间都是“情”。

 再举范仲淹的古文名篇《岳阳楼记》。毛对范也是很崇拜的。范在这篇文章中是想说一个为政的道理，以“理”字立骨，但是他开头先说“事”：滕子京修楼；再写“形”：湖上的景色；又抒“情”：或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或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最后才推出一个“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毛泽东不是专业作家，更不是虚构故事的小说家。他做政治文章目的在说理，但是他不直说、干说、空说，而是借形、事、情、典来辅助地说，如彩云托月，绿叶扶花。就如你是一个善画高山峻岭的山水画家，但只画山不行，你也得辅以石、树、竹、村庄、人物等，并且要有机地组合。毛的文章以理为主，但他善用形、事、情、典去表现、烘托、突出理。

（1）借形说理。

形，就是有画面感的形象，包括人物、山水、场景等。这在叙述文、抒情文中是基本要素，在小说中更是一刻也不能少，政论文中却几乎不见，因为它不能直接阐述道理，但是用得好可起烘托作用。毛是熟读中国古典小说的，懂得塑造形象、刻画场景，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如：

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1966年7月版889页

这里用了“洗脸”这个形象来喻批评。

我们再看他的人物形象的使用。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造反农民的形象，我们知道《报告》的主题是讲造反有理，驳斥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所以文中有多处这样的形象。

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61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这是国民党军败将的形象，用在评论中长我志气，灭敌威风。

政治是概念，是逻辑，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艺术、形象思维。对于一般人，肯定是愿意看小说而不愿读论文。为了克服逻辑思维的艰涩枯燥，就要借用形象说话，毛文在政论中随时会跳出一个形象，冲淡理性的沉闷。特别是对所要批驳的靶子，常常用形象说出。如：“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这里本可说“许多人有麻痹情绪”，但这是用概念，他宁肯换成“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以上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句话的本意是敌人很顽固，你不打，他不走。毛却把它转化为一个文学形象，就强化了作者的论点。有时候他并不是专门去塑造，而是随口说出便也十分形象生动。如：

“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第一版，第85、87页）

有趣的是毛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了几十年，中国最大的两个政治派别，两个政治人物，不知互相“政论”了多少文章。蒋文中常骂“共匪”“毛匪”，而毛文中则不忘幽默，为蒋画了一幅又一幅幅的漫画像，这在《毛选》中随处可见：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可耻事业的覆灭。

（《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1983年12月第1版）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0年9月第1版，第1095页）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34页。）

这些形象都借形说理，强化了议论效果。

（2）借事明理。

事，指过程，情节，故事，是叙述的方法（形是描写的方法）。事与形不同，形是静止的画面，事是动态的过程；形是停留、定格的表面形象，事却有内容、情节。前面已经有专门一节谈“理从事出，片言成典”，是从文章的宏观立意上说毛文总是从大事出发，从实际出发，求真理。这里是从具体方法上谈在文中说理时怎样穿插叙事，借事明理。叙事多用于记实、新闻、小说，现代论说文中几乎见不到了。毛却常借它来以事见理，以事带理，以事证理。这与毛大量阅读中国史籍文献、古典小说，又常亲自撰写新闻作品有关。如：

 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打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统一战线之促进。（《给傅作义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455页）这是《史记》手法，简明的叙述，以证我方的立场。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已是小说手法，有对话，有情节，说明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下面更是一大段的叙事，讲“我”遇到的真实的事，讲共产党不会上当、不怕威胁、人民必胜的道理：                 

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34页。）

除了举出具体事实外，毛还经常引用小说、寓言里的故事说明自己讲的道理，这也是借事明理。如他说：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剌激它也是那样，不剌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

（3）借情助理。

情感之美，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标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说“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政治家无私敌、少私情，却有大情。文学史上向来以写大情之作最为珍贵，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林觉民的《与妻书》、胡铨的《请杀秦桧书》，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丘吉尔的《就职演说》等。毛泽东文章中流露出来的感情都是时代之情、人民之情。他的一生，时刻都被战争、苦难、理想和胜利所激动着。毛的性格有诗人气质，好激动，执着、坚定、浪漫，甚至有时走极端。这种性格在工作上有利有弊，有了革命、建国的成功，也有大跃进、文革的失败。这在文学方面却是好事，文学需要想象，需要浪漫。毛就很喜欢屈原、宋玉、李白、李商隐这一类的作家。他即使在做严肃的政论文时也掩饰不住他的文学情怀。我们不妨抽取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