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为写《资本论》做了40年的资料收集准备工作。据资料介绍，马克思对他的每一种著作，都搜集了大量的准备材料（如摘录、提纲、图表以及所有的各种数字、原始材料、目录等等），他习惯于将收集到的资料加以整理，并系统地作出内容提要，以便在日后的写作过程中易于选用。马克思为了写《印度史编年稿》，曾经花费近两年时间阅读了印度史方面的多种名著和有关史料档案，并做出了详尽的提要和大量的摘录。当然，最著名的例子首推其《资本论》的写作。自1843萌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想法起，到1883年逝世止，马克思为了创作《资本论》，花费在搜集研究资料工作上的时间竟长达40年。这期间，他仅阅读和摘要过的主要书籍就达1500多种，作了六十五本厚厚的笔记，字数多到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统计出来。研究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863年马克思动笔写作《资本论》开始，到该书第一卷出版前夕，他几乎搜集到了当时可以搜集到的一切可资写作利用的所有文献资料；这种用于搜集资料和进行大量社会调查所耗的时间精力，只有为了创作《物种起源》而费时20余年、以浩瀚而坚实的材料证明了崭新理论的达尔文才可以与之媲美。
托尔斯泰随身总是带着一个“百宝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笔记不仅是帮助保存记忆、积累素材的好方法，而且能在写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其中俄国文坛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典型的代表。托尔斯泰有个习惯，就是随身总带着一个笔记本，不论是在散步还是坐下和客人喝茶，甚至在球场上和孩子们嬉戏，他都会不时拿出来往里面记下点什么。他时常对人说：“我有一个藏万物的‘百宝囊’，我带着它到处走”。这个“百宝囊”指的就是他的随身笔记本。在写《战争与和平》期间，他带着自己的“百宝囊”走遍了全莫斯科的图书馆，访遍了所有能给他讲一丁点与写作情况有关的人，记满了一本又一本笔记，当然也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了真实再现波罗金诺战场的具体场景，他还拿着总司令部的地图和“百宝囊”，骑着马在山间巡视了足足几天。当这部耗时二十七年、长达1500页的鸿篇巨著完成后，他回忆起写作的艰辛历程时，不无自豪地掏出自己厚厚一叠的“百宝囊”对人说：“我这本历史小说中的人物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有根据的，都不是虚构的。”据说在托尔斯泰的“百宝囊”既有与人谈话的记录，又有生动细节的备忘，还有许多生活百科知识的集锦，甚至还画有各种物理实验的图样呢！他告诫文学后辈们说：“身边永远要带着铅笔和笔记本，读书和谈话时碰到一切美妙的地方和话语，都把它们记下来。”总是伴随着托尔斯泰的“百宝囊”，也成了他毕生写作的材料仓库。除了《战争与和平》外，他的不朽名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及大量中短篇小说、散文等写作素材，很多都取自他的这些“百宝囊”里。
毛泽东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一生不仅酷爱读书，而且保持“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即凡读书，总要动笔，或直接在书的天头、地脚、边缝、中间处作批注，或另备稿纸、书签和笔记本作摘记，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都丝毫没有改变。有人考证过，仅一部《二十四史》，他就批注了数次，而且有着多种版本。早在湖南师范大学求学时，有一次他从其老师杨昌济家里借到一本《伦理学原理》，读着读着，就不由自主地动起笔墨在书上做起记号来；他不仅对全书用毛笔逐字逐句地进行圈点，而且还不时打上一些单杠、双杠、三角叉子等符号。结果这本约十万余字的书读完，他写下的批语居然就达一万二千余字，简直把整本书给涂画得“面目全非”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这本书是自己从别人家里借来的。好在书的主人是当时十分赏识他的老师、也是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先生的。所以当他到恩师的家里去还书时，接待他的杨开慧并未怪他，反而赞赏地指着密密麻麻的批语说：“难怪我爸爸老夸你有才气，原来你诀窍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啊！”确实，毛泽东同志每逢读书必动笔墨。比如延安时期，他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就反复研阅了数遍，批注写了12000多字；对艾思奇所著的《哲学与生活》，他不仅读了多遍，还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批判王明等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他自感“我的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且以哲学研究为主”。为了写《实践论》和《矛盾论》，他更是遍研了延安能找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和有关读物；延安没有的，他还写信请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供他阅读研究，并且全部都作了详尽的批注和摘录。经过充分准备后，他才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白天睡，夜里写，不食人间烟火地“奋战”了几个星期，终于完成这两篇不朽著作。毛泽东同志“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他学生时代所写的一本笔记——讲堂录。在这本笔记共四十七页，一万多字，摘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当时他对战国时代的楚国诗人屈原非常仰慕。在这本笔记里全文抄录了屈原的《离骚》，抄文共十一页，笔笔端正，一丝不苟。在每页的空白处还现实性有内容提要。他平时注重记读书笔记，凡先前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及至明清思想家的文章没有不摘录的。他还喜欢评论中国历史人物，对外国著名历史人物如拿破仑、恺撒等也有论及。可以说，他的诗、书、文之所以均能同时出色，与其毕生保持“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是有着莫大关系的；而他的这种良好做法，又的确是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非常值得我们效仿。
李贺从马背上得来“诗情”。唐朝大诗人李贺虽然只活了27岁，但其短短一生却为我们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据说李贺的许多诗情是从“马背”上得来的。《唐才子传》记载，李贺自幼身体瘦弱，但写诗格外勤奋。每天一早，他就会骑着一匹马出门去“寻找诗情”，后面跟着个服侍他的小童；小童身上总是背着一个用织锦缝就的袋子。遇到什么好景致或偶有所感，李贺便立即随手写在纸条上，然后扔进小童身后的袋子里；到了晚上，李贺便习惯性地摊开纸笔，磨好墨，取出小纸条，根据上面的句子加工提炼成一首首诗。如果不是有急事大事，李贺从不间断骑马出门“寻诗”的习惯。“锦囊投诗”的典故即由此而来。由于李贺一生勤奋，虽然他创作生涯并不长，但却流下许多了优秀诗篇，而且风格独树一帜，在诗坛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被誉为 “唐初四杰”。据说当时的大文学家韩愈、皇甫湜读到李贺的诗时，大为惊异，还以为他是一个年过半百、饱读诗书的大学士呢，于是两人特地相携前往李家拜访，想不到站在眼前的却是个瘦弱的少年。他们一时怀疑那些充满才情的诗句不是李贺写的，即当面出题让李贺来测验。当看到李贺从容提笔很快应题写出一首诗来时，才又惊又喜，拉着李贺的手着实夸奖了他一番。从此他们来往密切，亲热得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也足见李贺从“马背”上得来的诗作水平之高了。
杰克·伦敦的“笨办法”。杰克·伦敦（1876-1916）是自学成才的美国著名作家，与契诃夫、莫泊桑一起被并称为是十九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三位短篇小说大师。他出身贫寒，青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流浪各地，当过报童、工人、水手等社会最底层的职位。他还淘过金，曾因“无业游民”罪而被捕入狱，罚过苦工。由于没读过多少书，又向往文学艺术，为了掌握语言艺术、丰富词汇，从漂泊生涯时期开始，他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经常把词典和书里的生僻词句抄在小小的纸片上，然后把它们挂在窗帘、衣架、橱柜、床帐等上面，甚至塞在镜子缝里，以便在刷牙、刮脸、穿衣、睡觉前后都能随时看一看、记一记。他还常把一些小纸片放在衣兜里，外出散步或参加社会活动间隙，就抽出来念一念，态度谦恭得像小学生学生字一样。这种习惯，据说他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十分重视向生活汲取创作素材和“营养”，总是随身带着纸笔，把听到、看到和想到的随手记下来，然后依据它们整理成章。有趣的是，他成名之后，为了获取第一手创作材料，还不惜花钱广交朋友，无论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还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是他家的座上常客。他请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向他们请教，然后不忘把这些谈话仔细地记录下来。
有一次，为了创作一篇揭露英国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作阶级的作品，他甚至装扮成一名落魄的穷汉躲到伦敦城东区的一个贫民窟里，白天，他出没于工人家庭和难民收容所，和难民们一起排除领面包，同穷汉们一起躺在街市或公园里聊天。晚上，他就躲在僻静处，将看到、听到和想到的一切都记下来。三个月后，他提着满满一箱的资料回到美国。不久，根据这些素材整理出来的著名特写《深渊中的人们》出版了，并轰动了当时的欧美国家。美丽的花朵，根植于大地；杰出的艺术，来源于生活。杰克·伦敦一直坚持沿用的这些“笨办法”，不仅使自己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宝藏”，而且成为自己叩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据说，他所积累的大量创作素材，许多只要稍加整理，即成为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或特写。而由于素材积累实在太多，直到他去世时，还未来得及用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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