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人认为：以户为农业劳动单位，是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过的，我们搞责任到户，不象个社会主义的样子。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们搞集体化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怎么能一味去追求形式？我们在50年代后期以及在“四人帮”猖獗时期，由于特别欣赏高级形式的集体经济，欣赏“大而公”，以为越大越公就越好，都曾彻底甩掉过以户为劳动单位的办法，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大呼隆”的劳动组合，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证明：责任到户，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它同商品生产一样，已经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形式，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形式。这又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
华主席在五届二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只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保护和尊重社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实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的。我以为，责任到户，是可以列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它随着当前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调整和改革而产生，是很自然的，是有利于促进四个现代化实现的。
三、不必要的十大忧虑
自出现责任到户以来，有些不太了解农村情况的同志，有许多忧虑：
一曰：“只是一季丰收，不能证明责任到户的方式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来回答，才最有权威。我在肥西参观的时候，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都说责任到户，就是1961、1962两年安徽实行过的“责任田”。实行一季，增产一季；实行一年，就增产一年。农民直到现在，还把“责任田”称之为“救命田”。农民是经过反复实践而认识责任到户的好处的。前几年，四川有些闺女，因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千里迢迢，跑到安徽来找对象。我曾问过四川一位干部：“你们省素称‘天府之国’，何以搞到如此窘困？”他说：“你们安徽搞过两年责任田，喘过一口气，我们四川从1958年后，一直没有喘过气来。”这就是舆论对责任到户的评价。同时，还应当承认，1962年后，虽然对“责任田”大加批判，并全面回收，但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实行小范围的责任制。这也是安徽农民认识责任到户好处的一个原因。
二曰：“牛力、水利不好安排”。官亭公社夏老庄生产队队长袁友和说：“责任到户，用牛、用水麻烦是多些，但能够解决。现在是集体经济，只要队干部安排合理，是不会出问题的。”果然，这个生产队和其他许多生产队一样，在今年用水、用牛十分紧张的双抢季节，也并未发生过纠纷。当然，极个别的地方，如安排不当，是会有纠纷的。有些人不赞成责任到户，就专找这一方面的个别现象，并加以夸大，这 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日：“生产计划、远景规划不好安排”。其实，责任到户之后农民并没有脱离生产队的组织领导，凡是因地制宜，符合客观规律的计划、规划，农民是不会不执行的。问题是由于我们过去利用集体化这个方便，随心所欲地订了许多完全脱离实际的计划、规划，要农民去执行，结果大部分都不兑现，甚至造成重大损失，因而使人民群众对 计划、规划失去了信心。如果订出的计划符合客观规律，能使劳动产生更多的成果，农民是讲求实际的，他们对能增产的计划，会比任何人都更认真执行的。至于那些主观主义的计划、规划，一旦发扬民主种田的精神，确实“不好安排”，但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用不着人们担心。
四曰：“抗灾能力薄弱”。集体农民确实比解放前的个体农民抗灾能力强，这是毫无疑义的。集体化以来，兴建了许多大水利工程，就是它的巨大成绩。问题是，责任到户的农民，并没有离开人民公社这个集体，正如实行岗位责任制的工人，并未离开工厂一样，它的土地、劳力和公共积累，生产队是可以统一使用的。它并没有妨碍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不应当把他们当成旧式个体农民，更不能把它与过去的单干户混为一谈。而且也决不能认为，集体规模越大，抗灾能力就越强。安徽农村集体化规模最大的时候，要算1958年至1960年，但伴之而来的却是空前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抗灾能力未见其强。与此相反，1978年，肥西确实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灾，但责任到户的区、社、队，1979年夏收却比最高年产量增产了两倍到三倍。抗灾能力未见其弱。许多农民说：“不怕百年未遇的大旱，就怕绑起来蛮干”。我认为，集体农民抗灾能力的强弱，主要看有没有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策。认为责任到户，抗灾能力就一定会削弱，这是没有根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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