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次与财政部一老乡聚会，他说起他们部的某位司长：这个人文笔特别好，在整个机关是出了名的，他写出来的东西，别人想改都改不动。常常是送到领导那里，领导想动一动，可是琢磨了半天，不行，改不动，回过头来还得按他的来。 我听了这话，顿生艳慕之情，脑中浮出“文不加点”这四个字来。 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曾有过诸多有名的才子，他们文思敏捷，写下了很多名篇佳句，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典故。 “文不加点”这一典故就来自于东汉末年少见的才子祢衡。此人少有才辩，长于笔札，孔融深为其文采折服。在江夏，黄祖的长子黄射在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他就叫祢衡写赋以娱嘉宾。祢衡揽笔而作，文不加点，辞采甚丽，这便是有名的《鹦鹉赋》。萧统曾这样评价祢衡：“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从此文坛上留下了“文不加点”的美谈。 虽然“文不加点”说的是作者思如泉涌，写东西无比流畅，一气呵成，根本用不着修改。但不管是不需要修改，还是别人想改都改不了，总之是说，这个人的文字已经臻于化境，着实了得。 由此我想到，在机关，每一个想有所发展的人，都必须过了文字这一关。公文弄得很干净，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甚至成为机关有名气的 “笔杆子”，无论怎样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虽然这样很辛苦，也往往冒着被人误解为“只会写东西”的评价风险，但确实是使自己脱颖而出、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的好办法。 领导乃至整个机关对于文字的推崇，与中国特殊的政治传统有关。 在中国历来的政治治理和人才选拔中，一直都十分看重文字的水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封建王朝选用人才的“八股文”，就是标准的“一手漂亮文章”。能写出一手漂亮文章的人，就可以直接去做官了。这里隐含的逻辑就是：“文笔”等同于“权杖”，而“文才”就等同于“官才”（当然，也有终生抱着“文才”而直接进了“棺材”的）。 后来毛泽东一句“笔杆子里面出政权”，将文字的重要性强调得更是无以复加。“新文化运动”靠的是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靠的是“诗词”的激励，就算“文化大革命”也靠的是几个文字干将的疯狂表演。 在党的历史上，文风和党风、作风常常列在一起，而且这“三胞兄弟”经常被整顿。结果是，被整的东西越整出名，越整越重要，最后终于把“文字”整成了政治的传统项目，就这样沿袭下来。 文字的重要性，还与当前的掌权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领导们的整体经历及其工作偏好直接相关。 整体而言，中国现有的政府官员无论级别多高，在文化素质上都是有所欠缺的。上一代人当中真正能写点东西的人，一般都是原来做老师或者部队转业的。他们最初的起点很低，大都是在后来的工作当中磨练出来的。 但有个现象十分重要，无论是自己不能写的领导还是自己能写的领导，对于文字都十分看重，对于写作人才和写作班子都是极其依赖的。 自己不能写的领导，对于文字十分看重，是因为机关管理的基本手段无非就是“开会”和“发文”，而这两样哪样能够离开文字呢？ 事情就是这样，在机关，你缺什么，你就会觉得什么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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