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读者着想,还要注意文章的写法和语气。乔木同志说过,现在有的文章,到处是“应该”、“必须”,像是法官的判决书,却缺少充分的说理。乔木同志要求在写文章时,应该和读者处在平等的地位,尊重对方,把问题提出来,把事实摆出来,一层一层地进行分析,与读者一起思考,一起探讨,自然地共同得出结论,不要有那种强加于人的味道。 第二,写文章总要提出和解决某个问题 为什么要写文章?因为存在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需要去写文章,否则你写文章干吗?有些年轻朋友喜欢“著书立说”,这当然是好的。但书写了好几本,“说”却没有立起来。什么原因呢?因为这种书往往只是叙述式的,而不是分析式的。叙述式的,材料有的是,只要你花时间,把材料梳理、加工就出来了。这种书对接触不到这些材料的,或者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这些材料的人,也有用。但毕竟不是高水平的东西——因为没有提出和解决别人以前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写文章要分清轻重主次 一些同志写文章时,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结果,文章就平铺直叙,没有轻重主次。 其实,一篇文章也好,一本书也好,真正精彩的东西并不多,有那么一两点很独到的地方就不错了。字字珠玑,每一句话都那么高明,没有那回事。打个比方。我们到饭店去吃饭,点一道炒虾仁。其实虾仁就那么一点点,主要的配料是白菜。厨师一定是把白菜铺在盘子底下,虾仁放在白菜上,让你一眼就看到重要的东西。假如这个厨师把虾仁和白菜搅在一起炒,你吃了半天还不知道这盘菜中有虾仁。乔木同志打过一个比方,他说我们从火车站出来,会看见很多广告牌,但多数都是一眼瞟过,只有少数几块能给你留下印象。什么原因呢?要么是这块广告牌特别大、色彩特别鲜艳,要么是摆放的位置特别显著,要么是它反复出现。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到首都机场去,回来时经过三岔路口,有一个广告牌,是丰田汽车的,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为什么到现在还会记得呢?因为它放的位置很突出。 重要的东西不仅应当浓墨重彩地写,而且放在文章的什么地方也有讲究。我的老师周子同教授说,胡适写文章有个特点,看他的全文的头几句,就知道全篇要写什么,看每一段的头一句,就知道这二段要写什么,正是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全篇之警策”。有的人写了文章给我看,我问他某个问题怎么没有讲到,他说已讲到了。仔细一看,他那一段文字很长很长,而重要的几句话夹在中间草草地带了过去。我说,你放的地方不对,都淹没在一般性的话里了,我看到那个地方时眼睛已经很疲劳,结果重要的话反而被忽略了。另外,对重要的内容,为提醒人们注意,还可以适当地重复,正面说了,再从反面提出问题来加以回答。这叫强调。但对不重要的内容你反复讲,那就叫罗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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